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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彈詞書籍業發達，文人、書坊主、藝人等普遍參與編創、刊刻，彈詞深受儒家“四書五經”影響。清廷推崇的儒家理學與禮樂教化，促使彈詞書籍業編刊轉向“宣名教”與“尚儒雅”。陶貞懷云：“蓋禮之不足防而感以樂，樂之不足感而演為院本，廣院本所不及而彈詞興。（《天雨花·原序》）”彈詞編創目的是宣廣儒家禮樂精神，其書籍業發展表現出強烈的經世教化特征。

作為古代文化產業之一種，清代彈詞書籍業發展興盛。有學者統計，清朝296年間共刊出2000余個彈詞版本（盛志梅《中國彈詞書目知見綜錄》），大量彈詞經過坊間改編、加工，由民間的鈔本形態轉向刻本，其出版、演進與儒家倫理存在緊密關聯。有清一代強調“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而嚴絕非圣之書，此不易之理也”（《大清圣祖仁皇帝實錄》）。文人、書坊主將儒家禮樂教化融入彈詞編刊。例如，清初陶貞懷編創《天雨花》，即是為“憫倫紀之棼亂，思得其人以扶倫立紀，而使頑石點頭也”（《天雨花》序），借助女中豪杰左儀貞事跡懲創人心，樹立忠孝節義。康熙素心堂主人認為“古圣人達政教則有《書》，理性情則有《詩》”，繼而擬仿孔子刪《詩》，編創《劉美成》彈詞唱本，昭顯“盡忠盡孝、盡節盡烈，近乎人情，合乎天理”的要義（《劉成美全傳序》）。《再生緣》《雙玉鐲》《九美圖》《筆生花》等作品，編創宗旨亦為廣名教、正倫理、宣孝悌。醉墨老人云：“傳奇何為而作也？所以正名分，別忠佞，明賢否，將以使天下男子婦人閱之、聞之，而感發志意。（《雙玉鐲全傳序》）”鄭貞華《夢影緣序》指出：“敷宣二十四孝之心，心心重現。兼敘一十二貞之事，事事堪思。”晚清春波池上釣者為《還金鐲傳》作序亦云：“自來彈詞，多作佳人才子相悅慕……，然亦當發乎情，止乎禮義，乃為不詭乎正。”侯芝改定《再生緣》強調：“覺此書大旨專為皇甫少華及孟麗君兩人而作，若不與以忠孝節義之名，政事文章之品，不足以高其身價，令閱者刮目相看。……敘事言情，俱歸禮德。”（《再生緣全傳序》）諸如此類，編創者將彈詞與儒家忠孝、貞節、禮儀、和善等倫理教化結合，用以承圣人之志，助益風俗教化。

清代坊刻彈詞書籍，常突出四書五經思想主旨，以迎合政教、扶正人心。首先，民間盛傳的彈詞唱本，經由文人、藝人加工，敘述內容得以增刪節略，情節有益于世道人心。如崇禎抄本《白蛇傳》塑造的白素貞是妖精形象，清代顧光祖、陳士奇、俞秀山等人把儒家綱常倫理編入其中，將白氏塑造成儒家敬夫女子形象。而在編撰書籍時，編者在書首通過序跋、凡例、識語等形式，將彈詞內容比擬儒學經典，編入儒家禮教，借此推尊通俗文體。《安邦志》指出：“然而天下有解人，則雖孔子之所不語者，皆足補功令教化之所不及，……亦可與六經同功。（《安邦志序》）”認為彈詞與經書教化功用相等。再如道光間《九美圖》再版時，編者經增刪改定，于書首增加識語，“茲書于情況事似亦不免，然絕無淫蕩穢褻之說以蠱人心，殆昔賢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耶？”（《繡像九美圖全傳序》）諸如此類，《何必西廂跋》云：“《西廂》以綺靡語寫兒女情，非不足以移人，而遠不如是書之發乎情，止乎禮義，無鉆穴逾墻之事。”沈其粹《錦香亭全集序》指出：嘗取坊刻《錦香亭》傳奇，刪其蕪俗，緯以詩歌，綴天寶之軼事，續雅調于龜年，……而遠韶遺音也歟。”這類彈詞，突出“發乎情止乎禮”主題，刪節作品中違背倫理情節故事，彰顯出儒家禮法約束與道德標準。

其次，文人編撰者還借助塑造的人物形象與故事情節，類比理學經典。彈詞名篇《筆生花》塑造孝悌、貞烈的姜德華形象，是編者為褒忠顯孝，激義揚仁，“抱婕妤之奇才，成大家之《女誡》”。邱心如在文中進一步指出：“止無非，父談《內則》書和典；止無非，母督閨工儉與勤。為訓者，利口覆邦男所戒，為訓者，巧言亂德女之箴。”（《筆生花》第八回）。大旨為宣倫理、訓箴女德，其書內容共三十二回，無非“敦厚溫柔，表《關雎》之雅化；縱橫奇變，數巾幗之多才”（《繪圖筆生花序》）。部分彈詞還具有借儒家經典糾正陋風陋俗的功用，《珠玉圓》敘述牛郎、織女下凡，演繹因果輪回、報應不爽，旨在勸止世俗溺女行為，編者云：“《易》呈八卦，坤貞胥協夫干元；《詩》起二《南》，君子必求夫淑女。（《新刻珠玉圓序》）”用彈詞故事比擬詩經《周南》《勺南》愛情教化，批判鄉愚迷信惡習，倡導文明禮德。除去文人編撰，民間藝人傳唱同樣存在此類現象。《采金桃》序云：“嘗觀彈詞唱本，種類甚夥，不外乎忠、孝、節、義四字。”彈詞藝人吳毓昌編唱《三笑新傳》亦云：“雖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然雅不尚浮，譜作鴛鴦之牒；離還復合，巧成鸚鵡之辭。”也就是說，刻本、唱本等諸種彈詞，編撰者無不受儒家思想沾溉，促成清代彈詞的禮教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書坊主在刊刻彈詞時凸顯忠孝節義，宣貫儒家經業與禮德。清前期蘇州書商刻《劉成美全傳》指出：“所以古圣人達政教則有《書》，理性情則有《詩》，……無非君臣、父子、夫婦、友朋、妻妾、妯娌，盡忠盡孝、盡節盡烈，近乎人情，合乎天理。”書商將彈詞類比為理性情之書。道光間文會堂新鐫《玉釧緣》，書坊主在書首設序，提出“覽是編者，或為聰明男子，或是有志婦人”，要求讀者“正性情于所發，則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將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真可一身任之，而然成其為人”（《玉釧緣序》）。顯然，書首序跋所提儒家禮教之目的，乃為名教穿鑿附會而作。晚清香港書局出版《校補果報錄圖詠》云：“雖正變殊途，貞淫有異，要其指歸，莫非經史意也。”指出《果報錄》是為宣貫儒家經史之義。書坊主還在書首加入情節評論，提醒讀者明禮教、敦倫理。《娛萱草彈詞序》指出：“如首敘西都賓父女，實為母子翻筆，家人首出《孝經》，明作書之意也，千里駒，乃全書之樞紐也。”將人物行為類比《孝經》，寓忠孝于悲歡離合之中，雜詼諧于中正和平之內。《金魚緣全傳》同樣說：“其關乎節義大體，與夫治亂大綱，實堪與經史媲美，而默化閨閣，厥功尤偉。”可知，清代書坊主希冀彈詞補功令教化之不足，與儒家四書五經發揮同等功用。

綜上所述，清代彈詞書籍業的發展，深受儒家理學思想影響。一方面，書坊主、文人、藝人將彈詞塑造成關乎節義大體之作。另一方面，彈詞在儒家孝、悌、忠、信、禮、義影響下，廣為社會接受，成為清代士農工商最喜愛的通俗文體。正如瀟湘主人所云：“溯自有《國風》《雅》《頌》以來，一變而為楚《離騷》，再變而為唐樂府，迨李笠翁作《十種曲》，北調南腔，罔不含宮嚼征，繼起填詞家悉奉為權輿。（《繪圖花月夢序》）”清代彈詞符合儒家政教秩序要求，辭令得以雅化，文體得以推尊，書籍業發展蔚為大觀。

（作者：文金貝，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