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一個在中國文化土壤中成長起來的讀者，現在你能知道你的內心靈魂刻著《論語》的烙印嗎？作為一個外國讀者，當你見到中國人，能知道《論語》對他內心的影響嗎？其實無論外國人，還是中國人，只要讀《論語》，好好琢磨、思索，就不難發現：今天中國人的內心、行為都沒有離開孔子的思想基因，都有來自《論語》教誨的造就。
讀《論語》理解中國人
今天為什么要再讀《論語》？對于中國人來說，是能夠找回傳統的民族精神。中國人，如果不是抽象的“個體”，那么在文化意義上，應該是什么樣的人？對于世界其他文化環境中的人，則要了解：中國人今天正走向世界，他們究竟是什么人？中國人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文化影響？通過讀《論語》和其他中國典籍，人們要增加一種意識：中國人在多大程度上還是那個自己的傳統里的中國人？是什么原因造成今天中國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充滿困惑？對于外國人，尤其是西方人，通過讀《論語》等文化經典，要在中西文化互鑒中增長一種意識：近代以來，西方在多大程度上誤讀、誤解了中國人和中國思想文化？是什么原因造成迄今數百年的誤讀？面對一個將近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人群，通過讀《論語》等典籍，理解自己的想法、說法、做法、活法，到底滲透著什么意義？他們參與世界，對人類究竟會有怎樣的影響？中國儒學及中華文化，對世界的文化秩序建設究竟有什么樣的價值？
《論語》與當今時代
孔子逝世2500多年后的今天，無論我們以“中國”為定語去指稱任何事物，都可以說與孔子及《論語》有撇不清的關系。而且，孔子與《論語》的影響已遠遠在中國范圍之外，形成一個漢文化圈。尤其是韓國、日本與越南，在孔子思想與《論語》的影響下，形成了一套適于自己的想法、說法、做法、活法。至少有上百句來自《論語》的話，今天仍然朗朗上口，仍然流行，成為中國人日常生活的至理名言。比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溫故而知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等等。更不用說，不少人會用孔子描述人生階段的言語，指稱自己所處的年齡段，如“而立之年”“不惑之年”“天命之年”“耳順之年”“不逾矩之年”。這源于孔子對自己一生的概括：“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
《論語》被“誤讀”的原因
《論語》受到現代西方思想之沖擊，不免落入“不懂”“誤讀”“講不清”之列。人們雖然熟悉《論語》中的一些話，但它們又外在于主流的個人主義話語。真正拿它們當回事的西方人，已越來越少。即使在大力弘揚傳統文化的今天，將《論語》作為人生參照的人越來越多，但它們如何應對個人主義話語，應對普遍價值的挑戰，改變“講不清”自己的“失語”被動局面呢？《論語》中的經典語句早已被西方人翻譯為他們所使用的文字，今天的西方人又怎能克服對《論語》的“不懂”和“誤讀”呢？我們把“吾日三省吾身”作為一個例子，看一看西方讀者是怎樣“讀不懂”“誤讀”“講不清”《論語》的。“吾日三省吾身”是孔子的學生曾子說的，全句是：“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可以用現代漢語翻譯為：“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幫助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呢？與朋友交往是否講信用了？老師傳授的學業是否溫習了呢？”這一解釋“強調從本身出發修養品德”（張以文譯注：《四書全譯》）。這樣理解，在中國文化語境中是講得通的；人們不會意識到這其中有什么“誤讀”。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面對個人主義話語時，這句話難以講清楚。有人不免會說，它哪里蘊含“個人主義”？更多人則會不假思索地說，個人主義也講反省自己，也講盡心竭力幫助別人，與朋友交往講信用。
西方文化把“人”假設為互不聯系的“個體”。如果這個“人”對自己“再三反省”、“幫助別人辦事盡心竭力”和“朋友交往講信用”，則是有前提的。這個“人”與他人的關系是臨時發生、為實現“于己有利”單向目的的；驅動力是“一己私利”。而在《論語》里，人以關系為本。“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忠”“與朋友交信”“傳而習”，無一不內含著與他人的關系一體意識，無一不是“仁由己出”，關系本身就是目的，不是類似個人主義的手段。如果將《論語》移植進個人主義語義中去，就容易產生對《論語》的誤讀。中華文化傳統語義發生環境中的“人”，不是那個“超絕至上”“不變本質”的“個體”，而是由經驗性真實、生活的關系構成的。“人”是關系的呈現形態或樣式，是關系自然賦予的身份或角色。由于“人”時時刻刻與他人、他物關系不可分，“人”最本質的自然性就不可能是孤立的“一己”或嚴格的“個體”，而是與他人、他物的互含互有。西方讀者由于“不懂”中華文化語境中的“人”，才對《論語》產生了“誤讀”，才使《論語》陷入“講不清”的境地。弄懂差別，澄清誤讀，就可以在個人主義話語面前，講清楚《論語》里的圣賢道理。“吾身”希望成為圣賢，圣賢深諳“天地人”不分、人之為人（仁）的當然之理。圣賢通曉“做人”“成仁”的道理，時時反省自己是否于“仁”有過猶不及之謬。“仁”不是什么抽象、絕對、外在永恒的真理，而是體現在簡單的生活中：你盡心盡力幫人做事了嗎？你誠心誠意對待朋友了嗎？你對老師傳授的道理認真銘記、盡心應用了嗎？這些不稀奇的小事，每天都堅持做，就會升華為偉大。這些行為都不是出自什么“一己之利”，而是出自天下人無不存在的關聯，出自“以關系為本”的宇宙觀。使平凡升華為偉大，圣賢之所以為圣賢恰在于此。《論語》中“吾日三省吾身”這句話，應該在現在的話語環境中立身崛起，應該講清它的難能可貴之處。關于西方人對“吾日三省吾身”這句話的誤讀，我們再去看傳教士的翻譯，就能明白西方人為什么“不懂”，做出了怎樣的“誤讀”，怎樣完全脫離中國文化土壤而表述為西方文化語境中的話語。這段話在英國漢學家亞瑟·威利（Authur Waley）《論語》英譯本中是這樣的：
Everyday I examine myself on these three points：in acting on behalf of others，have I always been loyal to their interests？In intercourse with my friends，have I always been true to my word？Have I failed to repeat the precepts that have been handed down to me？（Arthur Waley，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Vintage Books）
把這段英語再重新譯回漢語，大意是：每天我在這三點上檢查自己：在代為他人做事之中，我是否總是忠實他們的利益？在與朋友交往中，我是否總是信守自己的諾言？對傳授給我的（宗教）戒規，我是不是沒做到多次復述？
“傳不習乎”在漢語中本是無需多言的，在英語中卻把“（宗教）戒律”（precepts）加進來。事實上，這句話由漢語轉化為英語，本身已進入西方文化語境中，由“以關系為本”的中華文化語境，轉到“人”作為獨立、互不聯系的個體的語言體系中。具體說來，其差異有：第一，英語語境下，作為獨立個人，“每天我在這三點上檢查自己”；其實漢字“吾”不是英語寓意的獨立個體，而是與他人、他物存在著密切的關系；也不僅只是“三點”，而是“經常”反省自己。第二，英語語境下，作為獨立個人，“在代為他人做事之中，我是否總是忠實他們的利益？”看起來沒多大變化，事實上完全改變了“為人謀而不忠乎”這句話的整體結構。漢語的“為人謀”內含著我與他人不可分的關系，“為人謀忠”實是暗含“為我謀”能不忠嗎？對他人忠就是對自己忠。這不是西方個體獨立二元分離思維框架下對作為“個人的他”利益的忠實。第三，英語語境下，作為獨立個人，“在與朋友交往中，我是否總是信守自己的諾言？”在《論語》的文化語義環境下，“朋”比一般所說的“人”具有更深的親密不分的相互關系，不信是不正常的。所以“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是不當行為，《論語》是從反面加以強調的。第四，英語的“對傳授給我的（宗教）戒規，我是不是沒做到多次復述？”這里關鍵的變化，即對“傳不習乎”的英語翻譯，加了“precepts（戒律）”內容。這明顯背離了漢語“傳不習乎”的所指，將《論語》本有的非神論“傳習”內容“附會”為西方有神論的宗教內容——“戒規”。只此一舉，即足以使英語譯文的這句話完全納入超絕主義、二元主義宇宙論和一神論的話語體系。如此，在西方讀者頭腦中，《論語》已進入亞布拉罕體系。如果我們真的要“弄懂”、澄清“誤讀”，要“講清楚”孔子思想與《論語》內涵，理解中國人的想法、說法、做法、活法，就不可以對這種中西文化語境之間的差別所造成的附會與混淆視而不見。
《論語》并不過時
《論語》的讀者需懂得，儒學與儒家在發展道路上面臨道家、墨家、法家以及歷史上其他各派的挑戰。儒學曾在佛教壓制下舉步維艱，后又遇到基督教的威脅：先是16世紀末到17世紀的耶穌會士、圣方濟會修士和多米尼會修士，后是19世紀和20世紀的新教與天主教傳教士。早期傳教士以對西方古典知識的絕對自信為支持，晚期傳教士則依靠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炮艦政策而發起挑戰。面對所有挑戰，儒學不僅奮起反抗，而且從威脅侵害它的各種勢力中獲取力量和精神，進而反擊對手，鞏固自己。所以，那種儒學已經不再適合當代生活的說法，有可能根本就是錯誤之見。其實，儒學的文化力量因為亞洲國家的經濟騰飛已得到充分的體現。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日漸繁榮富強的中國都受到儒家傳統的深遠影響。曾有人用“儒家權威主義”解釋這種經濟成功。然而，權威主義者的孔子形象同我們從《論語》中讀到的那個圣賢教育家形象大相徑庭。我們的孔夫子一點也不刻板教條，而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他不關心個人私利，而是“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且提醒“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他不喜歡競爭，說“君子無所爭”（《論語·八佾》），更不看重物質財富，主張“貧而樂”（《論語·學而》），重視財富的公平分配遠勝于財富本身，說“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季氏》）。顯而易見，《論語》中教誨我們的孔子既不是權威主義者，也不是資本家。我們不能僅因為對古代歷史有興趣或是關注當今經濟發展的走向而讀《論語》。讀者還要思考這種可能性：第一，《論語》對東亞人來說很重要，對全世界來說也很重要；第二，《論語》在歷史上產生過重要的影響，長久流傳，對現代人也會有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