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是中國文化的傳統因素，體現在重視人際往來的禮節，重視上下關系的區別，講求約束和規范。這些因素不僅含有有利于現代化的工具功能，而且有一種使中國人民自覺妥適的文化氛圍，構成了中國文化的精神氣質。我們今天當然不可能也不應當企圖全部恢復儒家關于禮制、禮俗儀節的體系，我們必須依據創造的轉化和批判的繼承發展的原則，把儒家古禮的精神、結構、氣質、原則、范式提煉出來，以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診治當今世界的病癥。
關于“禮”的性格和性質，我們想分成三組判斷來加以考察。這三組判斷都以“是……不是……”的形式表現，可以在宏觀上呈現“禮”文化的諸多特質。當然，禮在某些方面也可能有“既是……又是……”的情形，但本文為了凸顯禮的主要性格，故此種情形不討論。
第一組為：禮是人文的，不是神性的；禮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禮是文明的，不是野蠻的；禮是交往的，不是自我中心的；禮是溫情的，不是冰冷的；禮是理性的，不是暴力的；禮是王道的，不是霸道的。
在這一組的判斷中，禮的積極的人文意義非常突出。這些特質無須舉出材料加以證明，也無須多加解釋。不過，關于“禮是人文的”一點，應當指出，在先秦時代，禮樂體系中有些部分與早期宗教有密切的聯系，而且禮樂文化雖然總體上是從古代宗教演進出來的人文文化過程的結果，但保留了某些神圣性的因素。近世儒學雖然進一步剔除了古代宗教的影響，但也還是在有關天地和親屬的祭祀方面保留著宗教的內容，以致安樂哲稱之為“無神的宗教”。這也是賀麟強調其宗教面向的主要原因。
第二組為：禮是教化的，不是民主的；禮是規范的，不是批判的；禮是紀律的，不是自由的；禮是他律的，不是自律的；禮是義務的，不是權利的；禮是社群的，不是個人的。
應當說，禮雖然不是民主的，但禮的教化功能可無悖于民主，而且可成為民主社會的約束條件和積極補充。禮雖然不是批判的，但禮對社會的規范功能的貢獻是積極的，禮的規范、保守的功能可與其他文化批判的因素相互作用。禮是他律的，但他律亦有積極的意義，不能說自律是道德完善的唯一途徑。一切有助于道德意識習慣和社會秩序建立的因素都應得到應有的肯定。至于說禮注重社群利益和義務，而不注重個人中心的權利，這正是禮文化的特色。它與現代社會鼓動個人權利的制度文化可以構成一種平衡。
因此，正確地理解第二組判斷，必須克服一元化的觀點，而建立起陰陽平衡的辯證觀點。如果不是形式主義地要求一種價值同時滿足所有的價值，而是持一種對立統一的理論，則不難理解，現代性價值中只強調了民主、自由、批判、權利，而忽略了教化、規范、義務、社群，這正需要以禮或禮的類似物來加以補充。
所以“禮”在21世紀，不是像在古代一樣，扮演一元化和無所不包的制度體系，而是可以設想在現代文化體系中“一陰一陽之謂道”的格局中扮演一極。一方面，使現代社會有沖突不失和諧，有變化而不失秩序，重民主而不失教化，有批判精神而不失傳統規范，伸張權利而不失義務，注重個人而不忘社群。甚至可以建立一種突出義務、責任、社群的文化結構。
第三組為：禮是社會等級的，不是社會平等的；禮是男性中心的，不是性別平等的。
近代以來，對儒家的禮提出了不少批評，其中的主要之點是，指出禮的不平等特色，其中又似可分為兩點，一是社會的不平等，一是性別的不平等。盡管安樂哲近來提出等級制度與民主觀念并非水火不容，但我們仍然認為這一組判斷的確指出了古代社會產生的禮文化的缺點和局限。禮文化在現代社會的發展，必須經過創造的轉化，對禮的傳統既有所繼承，又有所批判。
事實上，禮的內部本來就存在著矛盾，一方面，禮是等級的、差別的，另一方面，禮在其適用的范圍中又具有著平等的精神。《禮記·曲禮》所說的“禮尚往來”最明顯地體現出禮要求自我和他人之間的交往平等。揚棄儒家古禮的儀節，發展適應現代社會交往的禮節；去除舊禮的等級性財富占有制度，發揚禮尚往來的平等精神。禮尚往來還只是消極的平等，貴人敬讓則體現了積極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