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是東亞文化的傳統，體現在重視人際往來的禮節，重視上下關系的區別，講求約束和規范，是東亞現代性中的傳統因素。這些因素不僅含有有利于現代化的工具功能，而且有一種使東亞人民自覺妥適的文化氛圍，構成了東亞文化的精神氣質。禮的文化固然與東亞的制度傳統有關，但這種關聯不是絕對的，如日本沒有接受宗族制度，仍有明顯的重禮特色，這說明“禮”已經成為東亞文化的精神傳統。
我們今天討論儒家的“禮”文化必須在以上分疏的基礎上加以討論。按照儒家禮的思想傳統，在理解禮的意義和變遷中，最重要的是區分“禮”和“儀”，或者用另一種后來儒家常用的分疏，即強調“禮之本”和“禮之文”的分別。
儒家思想是東亞軸心文明的代表，而軸心時代的儒家思想可以說與“禮”的文明有極為密切的關系。西周的禮樂文明是儒家思想的母體，軸心時代的儒家以重視“禮”為其特色。“禮”的重要性可以《禮記》中的一段話來表示：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禮是道德的標準、教化的手段、是非的準則，是政治關系和人倫關系的分位體系，禮有威嚴的功能，也有親和的作用。然而，春秋時代儒家思想的先驅們，已經注意到“禮”和“儀”的區別，這在《左傳》中十分明顯。在儒家經典文化中，禮與儀有密切的關聯。《詩經》中已有“禮儀”并稱的例子，《禮記》中講禮時常常引用《詩經》中“威儀”的提法，因此禮本來是聯系著儀、與儀不可分的，禮不是獨立于儀之外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儒家的先驅逐漸意識到，要防止把禮僅僅歸結為儀，必須把禮和儀區分開來。《左傳》載：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
這是說，在儀式上的揖讓進退的動作行為，能夠按照既定的禮節而行，這只是“儀”，還不是“禮”。儀只是禮的末，是禮的枝節，而不是禮的根本（本）。禮的根本必須體現為良好的政治秩序和民眾的擁護，體現在講求國家間的信用和不欺凌小國。如果這些都做不到，只是講究一些儀式上的禮節，這就不能叫作知禮。《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中也討論到這個問題：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這也是說揖讓周旋的儀式、禮節，只是儀，還不是禮。禮是體現天地之道的法則，可以說禮之本是理。
孔子顯然繼承了這個思想，孔子提出“仁”，正是從禮樂文化中提升出道德的精神。禮樂并不只是祭祀與樂舞的外在形式，禮還應當是以仁為代表的道德原理。《禮記》也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說：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正，無文不行。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于義，猶耕而弗種也。
“忠信禮之本”即強調道德是禮儀的根本，根本也就是為禮必本的“義”，這個義是指禮義。“義理禮之文”，這里的“文”即形式，而這里的“義理”即是指具體的節目，猶如《禮運》所說“義者藝之分、仁之節”。這種禮和儀的區分，“禮之本”和“禮之文”的區別，成為以后儒家論禮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所以，即使是號稱反禮教英雄的吳虞也說過：“我們今天所攻擊的乃是禮教，不是禮儀。”
顯然，我們今天所要發揚的，就是指禮之本，而不是指禮之文。
（作者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