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哲學和思想研究領域，人們對于“數”的認識長期不足。而這個不足，特別表現在對于“數”的哲學觀念及其意義的認識上。筆者之所以對“數”的哲學觀念頗感興趣，源于近年對早期《老子》文本之經典化的探討。梳理早期中國“數”的哲學觀念之形成和發展，并由此論述其在古典文本特別在《老子》文本之經典化問題中所起的作用，這是本文的主要研究任務。
“數”的哲學觀念的形成
“數”是人類鑿開混沌、認識世界的最古老的方式之一，中國古人很早即認識到“數”的重要。“數”作為言說方式、思維方式和哲學思維方式，從低級到高級受到了古人的高度重視，并在實踐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數”的哲學思維方式，是筆者在本節論述的重點。
（一）作為哲學思維方式的“數”：“數”的哲學觀念的形成
嚴格說來，任何一個數字，特別是從一到十的這十個數字，都可以成為哲學思維方式之“數”的觀念。“數”如何可能成為哲學的思維方式？這與早期中國哲學觀念的形成密切相關。
其一，數“一”至數“十”上升為宇宙論觀念，構成所謂哲學思維的基本元素。《周易·系辭傳》將一至十這十個數字分為兩類，一類為天數，指一、三、五、七、九這五個數字；一類為地數，指二、四、六、八、十這五個數字。這是通過天地觀念將從一至十這十個基本數字宇宙論化了。天數和地數，可能在戰國中期或晚期開始稱為陽數和陰數。而與此同時，可能受到五行方位圖式的影響，天地之數被圖式化了。《周易·系辭上》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后，天地之數即成為數原，通過經學在漢代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宋人又借助生成數的觀念，將天地之數設定為所謂《河圖》《洛書》的數原。而圖書之學是宋代易學和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二，大約在戰國中期，陰陽觀念深入到《周易》文本的構造之中，七、八兩畫變身為陰陽爻畫，于是易學本含的二元思維方式遂演變為陰陽哲學的思維方式。《系辭傳》提出的“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周易》哲學及先秦宇宙論哲學的最高表達。與此同時，陰陽觀念本身即蘊含著二元的觀念，并隨其不斷宇宙論化，而上升為哲學的思維方式。在古代，哲學思考的重要內容之一為宇宙論或宇宙生成論。
其三，五元的思維方式上升為哲學觀念，經歷了一個過程：先是五材論，中經“和實生物”論、五行生克論等環節，最后在戰國中晚期形成了所謂五行圖式。（1）《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廢一不可。”同書《昭公十一年》曰：“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這是五材論。“五材”的觀念起源于《尚書·洪范》篇。（2）《國語·鄭語》曰：“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和實生物”是由史伯提出來的，其法為“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其中“土”為“五行”之“中”。（3）在上引《國語·鄭語》“和實生物”一段文字中，如果將“土”置于“金、木、水、火”的中間，那么此即構成了五行相克的次序——金、木、土、水、火。而由此可知，五行相克次序的觀念應當產生很早。五行相生次序產生于戰國時期。《管子·四時》篇曰：“春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夏氣曰陽，陽生火與氣；中央曰土，土為火之子，故攝于夏；秋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冬氣曰寒，寒生水與血。”所謂春氣、夏氣，為陽氣；所謂秋氣、冬氣，為陰氣。春氣生木，夏氣生火，秋氣生金，冬氣生水，此即包含了陰陽生五行的觀念，且木、火、土、金、水五行成相生之序。（4）五行圖式的正式形成在戰國晚期，《呂氏春秋·十二紀》集其大成，并被《禮記·月令》等所繼承。《呂氏春秋》將陰陽與五行關聯起來，把四時、五方與五行搭配起來，建立了以“五行—五位”為基礎而將五數、五色、五音、五蟲、五臟等納入其中的宇宙結構圖。這個結構圖可以擴展，將其他因素納入其中，形成一個更復雜、更開放的時空場或世界圖景。此外，由五行相勝說（與五行相克說不同），鄒衍提出了五德終始的歷史哲學。五德終始的歷史哲學成為了戰國晚期至漢代論證改朝換代之合理性最有力的一套新天命學說。
其四，《老子》和《易傳》各有一段用“數”來表示宇宙生成過程的文字。通行本《老子》第42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從“一”到“萬”，這是一個從本根生成萬物的過程。其中的“一”“二”“三”后來都被哲學觀念化了，其中“三生萬物”在漢代上升為一個重要的哲學命題，表示萬物、萬數生成的倍數法則，這可以參看《淮南子·天文》《老子指歸·生也柔弱篇》《太玄·玄瑩》和《漢書·律歷志》等書篇。《周易·系辭上》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幾句話本來是講成卦過程的[①],但在漢代以后人們常常以宇宙生成論解釋之。
（二）劉向、劉歆對于“數”的哲學思考
在漢代，對“數”最為重視的學者是劉向、劉歆父子，二人對“數”作了深入的哲學思考，而他們的思考即保留在《漢書·律歷志》中。歸納起來，劉向、劉歆“數”的哲學觀念主要有兩點。第一點，《漢書·律歷志》表明，劉歆提出了“數者，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的觀點，認識到“數”是人類用來規范宇宙萬物（包括人）的一種普遍存在，深化了中國古人對于“數”之存在本性的認識。在《律歷志》中，劉歆以“數”為基礎將五聲、度量衡、三統三正和歷數關聯起來，宇宙由此變成了一個以“數”作聯系和規范的系統。不僅如此，他對于數的論述除了具有濃厚的宇宙論意味外，還具有一定的本體論色彩。第二點，《漢書·律歷志》表明，劉歆認為包括律歷數在內的萬數，皆源于天地之數或大衍之數。《系辭上》說：“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劉歆對這兩句話深信不疑，將其看作五聲六律和歷數生成的本原，認為“天地之數”本身已包含著黃鐘之數、林鐘之數和太族之數（即三統之數）。而在天地之數中，劉歆最重視中數五六。他認為中數五六是“數之常”，表示“天地中合”的存在狀態，與“函三為一”的“太極元氣”相應，因此中數五六是萬數之母。“大衍之數”的說法亦見于《周易·系辭上》。《律歷志上》說：“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余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為數。”劉歆在此闡明了大衍之數與宇宙論數理的關系。換一句話說，大衍之數的神妙功用即以宇宙論數理為支撐和保證。
總之，“數”不但是古人的重要思維方式，而且是古人用來表示哲學觀念的重要手段。從二元思維到陰陽哲學觀念，從五元思維到五行思維圖式，以及從對“道生一”到對“《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的解釋，“數”在中國哲學、思想和文化中的重要性變得愈來愈重要。進入漢代，“數”進一步深入到宇宙論的建構中，隨著宇宙學說和歷法的改變，劉向、劉歆對于數的哲學思考不但帶有濃厚的宇宙論色彩，而且具有一定的本體論意味。同時，隨著經學在漢代的展開，宇宙論的數理（或天道觀的數理）對于古書的解釋和編纂產生了重要影響，深入到古書的經典化過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