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方克立的辦公室，位于北京首都機場高速路旁的這個房間，其實就是一間小書房。在書籍環繞的狹小空間里，這位聞名學術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縱論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思想風云，脈絡清晰、簡明扼要；暢談自己的人生經歷，感慨良多。
動蕩年代，選擇中國哲學
1938年6月，方克立出生在湖南湘潭，后輾轉來到武昌，入讀武大附小。
小學畢業后，方克立考上武昌實驗中學，開始了6年的住校生活，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他不但入團，當了團干部，還投身于當時學校組織的各種社會活動。“我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但在成長過程中，給我影響更大的是時代、學校、老師，還有黨團組織的教育。”方克立這樣解釋自己后來思想抉擇的成因。
1956年高中畢業時，他原本打算報考理工科，但在班主任的建議下，他最終考取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讀書沒多久，他就趕上了反右運動，隨后，無論是做學生，還是留校任教，運動一個接著一個：1958年“大躍進”，他和同學們被下放到京郊農村鍛煉；1964年又參加“四清”；“文革”期間赴江西余江縣人民大學“五七”干校勞動3年多……這些經歷讓方克立在社會大課堂里有了切身體驗，“通過社會實踐，使我對中國的國情和廣大勞動人民有了最基本的了解，補上了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不可缺少的這門功課。”
在他看來，對后來治學影響最關鍵的就是在名師指導下精心閱讀、理解了馬克思主義原著和中國歷代經典名篇。其實，這種名師指導閱讀原著的教學方式，受益的不僅是他，他的同窗后來幾乎都成為中國哲學研究和哲學教育的中堅力量。其間，他曾因病休學一年，這一年，他在武漢的家中將父親的藏書瀏覽一遍，尤其通讀了郭沫若的史學著述和侯外廬的中國思想史論后，深受啟發，從此對中國哲學產生了興趣，決定以此為一生的研究方向。
融會貫通，顯露過人才華
方克立的聰慧早在讀書時就已顯露。大學讀書期間，他就在報刊發表文章，與哲學名家探討問題，引起學術界的注目；1973年他調到天津南開大學，以助教之身，開設中國哲學史全課程，課堂里座無虛席，連同輩的老師都趕來聽課；上世紀80年代初，他就開始招收中國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隨后又成為“特批教授”。
1983年，45歲的方克立加入中國共產黨，時間盡管比較晚，但從大學教書、治學開始，他就一直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思想指導。他相繼擔任過南開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而且還是學部委員，在各種顯赫的學術頭銜中，馬克思主義學者在其心目中是首位。從方克立的厚重學術著作里可以清晰地看出，這種理論統領不是引用幾句經典說法，更不是穿靴戴帽，而是貫穿其治學思維的始終，是服膺之后的融會貫通。
在方克立求學、治學歷程中，老一輩學人的思想風范對他影響深遠。從父親身上，方克立不但體味到扎實的基本功，還學到他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誠態度，“在他收藏的馬列原著上，一條條批注令我感慨萬千”。從張岱年、任繼愈、馮契、石峻這幾位中國哲學大家那里，方克立更是感悟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強大號召力。在飽含深情寫下的緬懷文章中，方克立幾乎都用很長篇幅談到他們如何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著書立說。
綜合創新，成就一代名家
方克立對中國哲學的研究，總是能把握時代脈搏，最先發聲，而且從不回避社會矛盾，直面各方思想碰撞，他的觀點始終與時代產生的重大問題結為因果，在交鋒中獨樹一幟，成為領軍人物。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各種文化主張接踵而至，而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卻缺少鮮明的旗幟，1987年，張岱年提出了“文化綜合創新論”，方克立就是堅定支持者，一再多加闡發。他主要從16世紀以來中國人處理中西文化關系的歷史和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指導方針這兩個角度，論證綜合創新文化觀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張岱年、方克立主編的《中國文化概論》，全面闡釋了“文化綜合創新論”，甫一問世，便成為了解中國文化源流和走向的必讀書。
80年代中期，方克立是現代新儒學研究的主要推動者。1986年3月，他發表《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與其他學者共同主持的“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課題還被確立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在對現代新儒學的研究中，方克立特別強調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現代新儒學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評論。“同情地理解、客觀地評價、批判地超越”，這幾句，一時間成為眾多學者的共識。
方克立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堅持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方向和道路，自由主義者主張照抄照搬西方經驗，現代新儒家則向往一條東方式工業文明的道路。在方克立看來，三大思潮的分野，主要在于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道路的選擇上，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處理馬、中、西的關系。
經過多年思考，2006年他提出“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三流合一、綜合創新”的新見解。“馬學為魂”即以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為指導原則，“中學為體”即以有著數千年歷史積淀的中華民族文化為生命主體、創造主體和接受主體，“西學為用”即以外來文化中的一切積極成果、合理成分作為學習和借鑒的對象。這種思路繼承了張岱年的文化體用觀而又有所變通和發展，將體用二元模式轉成“魂、體、用”三元模式，以期對當代中國文化中的馬、中、西三者關系作出更加準確的定位。10年來，他圍繞這一思路寫下大量文章，還參與論戰，鮮明表達了自己的主張。
已近80歲的方老，患有多種疾病，但他依然終日研讀，筆耕不輟，追求新知。最近，他剛剛與人合作著文，暢談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的體會，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哲學社會科學之“魂”。對他而言，“馬魂”早已貫穿其學術血脈之中，始終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