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8日，習近平主席在亞信第五次外長會議開幕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弱肉強食有違時代潮流，窮兵黷武締造不了和平，互諒互讓才能帶來穩定，堅守道義才能贏得持久安全。”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出自《史記·商君列傳》，趙良勸說商鞅積德行善、明哲保身：“《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不過，“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并不見于今本《尚書》。按照唐人司馬貞《史記索隱》的說法：“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馀。”“孔子所刪之馀”恐出于臆測，但以之為“《周書》之言”，當屬有據。
自從跨入文明時代，中國就極其重視人倫關系，正如孟子所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但當時支配人們思想的，主要是傳統宗教，也就是天命思想。到了殷周之際，以文、武、周公為代表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由殷之代夏、周之代殷的歷史，對傳統宗教進行了一次深刻、徹底的反思，發現并非“天命不僭”，而是“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甚至“天不可信”。至于夏、殷兩代的廢替，皆因“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原來，社會發展變化的最終根據，并不是神秘莫測的天命，而是人的德行。在這方面，周初統治者可謂身體力行。史載虞、芮兩國為爭奪邊界的土地鬧得不可開交，便一起去找時為西伯的周文王評理。他們到達周國以后，發現“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于是十分慚愧，雙雙讓出有爭議的土地。這正是《尚書·周書》提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歷史背景。
自此以后，尊德重道的思想逐漸深入人心。《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春秋時魯國大夫叔孫豹和晉國大夫范宣子曾就什么是“死而不朽”各抒己見。叔孫豹說：“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從“聞之”二字看，其下三語乃當時流行的格言，代表了時人的共識。為什么“立德”“立功”“立言”可以不朽呢？那是因為其人雖死，但其道德、功業、說教已被載入歷史，為人們世代傳頌，經久不滅。因此，如果說西方人的不朽存在于上帝的話，那么中國人的不朽存在于人們心中。“立德”居“三不朽”之首，可見中國人對道德的珍視。
春秋以降，諸子蜂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思想為儒家所發揚光大。作為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不但提出了一整套倫理道德思想，而且將其用于政治。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用道德治理國家，那么人民就會像眾星朝斗那樣維護君王和社會。孔子雖然不否定刑法，但他認為，德治更加根本。他曾將政令法治與道德教化做了一個比較：“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如果用政令來引導人民，用刑法來約束人民，那么他們雖然也能免于犯罪，但會喪失羞恥心；如果用道德來引導人民，用禮樂來約束人民，那么他們不但不會犯法，而且有羞恥心。短短數語，卻包含著極其深刻的道理，是有人性論的基礎的。人性有善有惡，政令刑法遏制陰暗的一面，道德教化發揚美好的一面。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而以道德教化為根本。羞恥心就屬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是道德的基礎，如果失去了這個基礎，縱然人民免于犯罪，但不可能樹立起良好的道德風尚。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根源。
不僅如此，孔子還將“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思想用于處理國家之間和民族之間的關系。對于周邊的蠻夷戎狄，孔子并不主張武力征服，而是堅持用文化和恩德去感召他們。他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孟子區分王道和霸道，更是對“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進一步闡發：“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所以，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勸說那些國君行仁政，施王道，諄諄告誡他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然而，歷史似乎和孔孟開了個玩笑——最終征服六國、統一天下的并非行仁政、施王道的國家，而是赤裸裸推行霸道的秦國。這是不是意味著儒家政治學說的失敗、“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思想的破產呢？且慢！我們不要忘記，秦王朝在歷史上不過存在了短短15年，而正是由于弘揚儒家學說，繼秦而起的漢王朝才得以長治久安！歷史又一次印證了“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是顛撲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