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傳奇的一生波瀾壯闊，時時處處都體現著為國家、為民族、為黨和人民奮斗終生的初心使命。
鐵窗丹心 追求真理
習仲勛的人之初歲和少年時代，是在革命風潮迭起、社會劇烈震蕩的年代度過的。1926年1月，不滿13歲的習仲勛考入富平縣立誠學校讀書。立誠學校是渭北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地點之一，是富平縣黨團組織的發祥地。學校已有《中國青年》半月刊和其他進步書刊在學生中傳看。3月，習仲勛參加渭北進步學生團體——立誠青年分社，5月，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在這里他更多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知道了陳獨秀、李大釗等著名共產黨人發表的文章和重要觀點，并參加了一些革命活動的實踐。
中共立誠學校黨小組成立后，即組織團員和進步學生到富平北部的董家莊、荊家窯、李村一帶向農民灌輸革命思想，發動農民進行抗糧、抗捐、反霸斗爭。習仲勛便是其中的骨干。他常受黨團組織指派拿上用黑麻紙寫的傳單、插上雞毛送到農民手中。他從這時起，即積極參加了黨組織發動和領導的學生運動、農民運動和士兵運動。
1928年春，習仲勛從富平縣立第一高級小學考入設立在三原縣的陜西省立第三師范。3月，這里爆發了一次由中共三原中心縣委發動的影響較大的“三師”學潮。習仲勛曾回憶說，他們在學校黨組織的領導下，在校內主要組織動員學生提高覺悟，對外利用晚上散發標語傳單，采取不同方式對工農兵學商等各界人士進行革命宣傳，反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反動統治。
學生運動的高漲，引起了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注意，矛盾日益尖銳，加上上級黨組織發出了“在三原城應以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的指示，最終導致行動計劃歸于失敗，包括習仲勛在內的9名學生和三原中心縣委成員武廷俊被地方當局逮捕，后送西安軍事裁判所關押。
習仲勛等人被關押后，武廷俊成為領導學生獄中斗爭的核心人物。一天，武廷俊找習仲勛鄭重談話：我介紹你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中共正式黨員，仍保留團籍作為跨黨分子參加團組織活動。從此，不滿14歲的習仲勛開始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新歷程。
39年后，習仲勛在西安身遭造反派圍攻之時，以復雜的心情道出了當年對理想的執著追求：“我在獄中的一切行動，都聽武廷俊安排。他分配我干什么，怎么干，我就堅決地按他的吩咐去做。我那時只是對舊社會不滿，還弄不懂共產主義為何物！僅憑個人熱情鬧革命，完全靠自己的一股勇氣，而真正懂得一些革命道理，還是在獄中才取得的。”他在另一份《自傳》中也寫道：那時年齡太小，確實不知道共產主義如何解釋？總之，這時我的認識是共產黨好，反正是要跟隨到底。
歷經磨難 淬火成鋼
在革命戰爭年代，習仲勛是渭北革命根據地、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先后擔任各級黨政軍重要領導職務，在不同歷史時期為革命戰爭的勝利和人民的翻身解放，殫精竭慮，不懈奮斗。新中國成立后，作為國家領導人，他為黨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他一生屢遭黨內“左”的路線迫害，兩次蒙冤受屈。一次險遭殺害，一次戴著“反黨集團頭子”的帽子被下放、看管、監護16年。但他仍然無悔自己人生道路的選擇，沒有動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
1935年秋，黨內“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嚴重影響到革命碩果僅存的西北革命根據地，醞釀已久的黨內思想斗爭，終于演化成一場極端錯誤的肅反。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等一大批領導干部在此次肅反中被逮捕關押，數百名同志慘遭殺害，西北蘇區一時陷入嚴重危機之中。習仲勛回憶說，在瓦窯堡“和劉志丹一起被關在一個舊當鋪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執行者搞法西斯審訊方式，天氣很冷，不給我們被子蓋，晚上睡覺縛綁著手腳，繩子上都長滿虱子；一天只放兩次風，有人拿著鞭子、大刀，看誰不順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許多人被迫害致死”。在錯誤肅反進行之時，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毛澤東果斷下達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來解決。被關押同志很快得以獲釋。劉志丹、習仲勛談起這次劫難時說：肅反是錯誤的，我們相信中央會弄清問題，正確處理的。我們也相信犯錯誤的同志會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團結在黨中央領導下一道奮斗。改革開放后，習仲勛還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紅日照亮了陜甘高原》中深情寫道：“千里雷聲萬里閃，毛主席來了……我們這一百多個幸存者被釋放了，出現了團結戰斗的新局面。”
然而在27年后，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勛，遭到康生等人誣陷，被加上了“習仲勛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種種莫須有罪名，立案審查長達16年之久，制造了少有的株連數萬人的曠世文字冤獄。
由此，習仲勛的人生開始了一段漫長的審查、批斗、下放、關押和監護歲月。他先是作為中央黨校的特殊學員，一邊學習一邊檢討，接受專案委員會審查。1965年被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擔任副廠長，一邊勞動，一邊改造。“文革”初期即被西安造反派帶至西安批判斗爭達1年時間。后在中央領導過問下，由北京衛戍區監護8年，1975年，又被下放到了洛陽耐火材料廠繼續接受監督改造，直到1978年2月作為第五屆全國政協特邀委員出席會議，4月，銜命出任廣東省委書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終由黨中央予以徹底平反昭雪。
“這真是晴天霹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這是習仲勛遭受誣陷時最初的痛苦心情，但是在長時間的磨難中，他更深刻地認識到了“左”的危害和革命事業的艱巨性、曲折性。他把個人榮辱與國運興衰連在了一起，堅信正義必將戰勝邪惡。
老驥伏櫪 不負初心
習仲勛復出工作，出任廣東省委書記時已年屆65歲，離開領導崗位也已經16年，且他的冤案還未得到最后平反。但是他非常珍惜“夕陽余暉”，不負初心，無私奉獻，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作出了重大貢獻。
習仲勛投身革命早，資格老，但并不因循守舊。在改革開放之初，他目睹廣東與毗鄰的港澳經濟對比的巨大差距，他豪氣十足地說，假如在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廣東就是“一大龍”。他憑著膽識找鄧小平等中央領導要政策。
1979年4月，習仲勛出席中央工作會議時提出：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中央領導問：要些什么權？習仲勛答：希望中央給個新的體制和政策。“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廣東是個大麻雀，但地方機動權力太小。之后，習仲勛又單獨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聽了后當即拍板：辦一個特區，過去陜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習仲勛回憶：領到了尚方寶劍后的心情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廣東有了這個權，先走一步，任務光榮；懼的是，任務艱巨，缺乏經驗，能否搞好，有些擔心。但是，當時已60開外的習仲勛仍銳氣不減當年創建陜甘邊區之時，精神抖擻地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特區建設過關奪隘，開山辟路。
習仲勛性格豪爽，光明磊落，虛懷若谷。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推選他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繼而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后來，隨著年齡增長，他多次向中央提出，為了黨的事業長治久安，后繼有人，盡量選拔優秀年輕干部進入領導集體。他認為這是共產黨人的黨性原則，是老同志的歷史責任和應有使命。
習仲勛常說他是農民的兒子。他始終把自己視為勞動人民的一員。他說，革命老區是我們共產黨生根發芽的地方，無論何時我們也不能忘記為中國革命作出特殊貢獻的老區人民。
革命戰爭年代，習仲勛一直戰斗生活在西北地區，他一直想去中央蘇區走一走，看一看。1985年11月中旬，剛剛從中央書記處卸任的習仲勛，便來到了江西，訪問考察了井岡山、寧岡、遂川、贛州、興國、瑞金等革命老區，看望健在的老紅軍、老赤衛隊員和烈士后代，調查了解老區人民的生活情況。看到老區人民生活狀況，他站立在井岡山頭，凝神沉思，感嘆地說，“在埋著烈士忠骨的土地上還存在目前這種貧困狀態，每個共產黨員都應當感到不安”。
無論在順境，還是在逆境，習仲勛都不改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不移對黨和人民的忠誠，不變對組織的信任。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