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指出，君子與普通人的區別在于君子能夠“不失赤子之心”，保持善良的本心（良心），普通人卻因后天影響，常常“放其良心”，丟失自己的仁德。而君子之所以不會喪失自己的“良心”，又因為君子具有自覺的道德理性，與圣人一樣懂得“心之同然”，即了解仁義道德對于人的本質意義。
儒家在君子人格學說上的思想傳統，源自孔孟。小人既指政治地位卑下者，亦指道德品質低下者；而君子則既指政治地位高貴者，亦指道德品質高尚者。但孟子指出，高貴地位之獲得與否，取決于外在的因素，非成就道德性君子所理應關注的，故孔孟的“君子”說都側重道德層面論述君子人格。
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論語·堯曰》），指出一個君子要明確樹立主體意識，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但孔子也強調君子能否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取決于其是否能堅定高尚的道德。孔子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論語·里仁》），認為決定君子顯示其角色的本質因素是仁德。孔子從其關于君子人格的本質規定出發，始終強調君子作為高尚的道德人格，其道德之高尚就高尚在：（1）“君子懷德”（《論語·里仁》）；（2）“君子固窮”（《論語·衛靈公》）。對君子之“懷德”，不能僅簡單地理解為君子具有道德，當更深一步地理解為：仁德對于君子來說是內在的，因而君子“為仁由己”（《論語·顏淵》），其踐行仁德是自律的；君子之“固窮”，當更深地理解為：貧窮是伴隨君子而來、原本就有的生存狀況。君子既“懷德”，“義以為質”（《論語·衛靈公》），“義以為上”（《論語·陽貨》），則當“喻于義”（《論語·里仁》），自覺地以道義為擔當，而不必孳孳以求利，將改變自己的物質生活狀況掛在心上。孟子以私淑孔子為榮，他說，仁德“非由外鑠我也”（《孟子·告子上》），用哲學語言深刻表達了孔子仁德內在的思想；他又說“君子志于道”（《孟子·盡心上》），以更概括的語言表達了孔子“君子喻于義”（《論語·里仁》）、以道義為擔當的思想。較之“喻于義”，“志于道”的說法不僅要求君子在思想上明白擔當道義對于君子的存在意義，而且進一步要求君子應將擔當道義作為志向來堅守，這反映了孟子承襲孔子“君子”說的基本思想傾向。
在孔子看來，正因為“君子懷德”，所以能“行己有恥”（《論語·子路》），將內在的道德自覺，轉化為外在的道德自律。君子之道德自律，總而言之，可謂“立于禮”（《論語·泰伯》），或曰“克己復禮”（《論語·顏淵》）。所謂“復禮”，即依據“禮”踐行。
與孔子不同，孟子關于君子自律的道德準則強調：第一，“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孟子·離婁下》）。這與孔子所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相比，顯然是更強調：對于君子的存在意義來說，知恥意識已超出了言行一致范疇，它屬于君子人格決不能缺失的自覺意識。孟子這樣強調，其實是根源于他關于人就本質講不能缺失羞恥意識之深刻認識，他認為“恥之于人大矣”（《孟子·盡心上》），將羞恥意識作為人之最重要的主體意識。第二，“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孟子·公孫丑上》），強調對于君子最重要的就是做善事。君子所以要以助人為善作為最寶貴行事原則，是因為君子作為普通人的道德榜樣，其榜樣的力量就在于行善，如果助人為惡，就完全失去其榜樣的作用，從根本上失去其存在意義。第三，孟子說“君子遠庖廚也”（《孟子·梁惠王上》）。孔子講仁愛，局限于就人群論仁愛的普遍價值，并沒有將對人的仁心推至禽獸。而孟子從“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孫丑上》）的認識出發，要求君子遠離廚房，以免聽到家禽被殺時的哀凄叫聲而于心不忍。君子不忍心聽家禽哀凄的叫聲，說明君子能夠做到將對于他人的仁愛“推恩”至其他的動物。第四，孟子說：“君子不亮，惡乎執”（《孟子·告子下》），“亮”通“諒”，即誠信；君子的操守之所以要靠誠信來堅守，是因為君子“居仁由義”（《孟子·離婁上》）之內在生命精神是靠誠信為人所理解，獲得客觀意義。
孔孟“君子”說有同亦有異，其同在于他們關于君子人格的本質屬性，諸如君子懷德、君子固窮、君子志于道，有相同的認識；其異在于他們關于君子人格之表現特征的認識不盡相同。其同意味著孟子對孔子思想的繼承，其異則意味著孟子對孔子思想的發展。就孟子對孔子“君子”說的發展方面來看，其最有理論價值之處在于提出并回答了下面兩大問題：首先是君子何以本質上異于常人。孔子以仁德為君子根本德性，但正如孟子所強調的，沒有仁，“非人也”（《孟子·公孫丑上》），仁德應該是一切人固有的德性，不是君子獨有的德性。那么君子與普通人，在德性上的區別體現在何處？對這個問題，孟子指出，君子與普通人的區別在于君子能夠“不失赤子之心”（《孟子·離婁下》），保持善良的本心（良心），普通人卻因后天影響，常常“放其良心”（《孟子·告子上》），丟失自己的仁德。而君子之所以不會喪失自己的“良心”，又因為君子具有自覺的道德理性，與圣人一樣懂得“心之同然”（《孟子·告子上》），即了解仁義道德對于人的本質意義。其次是君子應該確立怎樣的主體意識。孔子除了指出君子當以仁為己任，對君子當立怎樣的主體意識，沒有再作具體的論述，孟子則不然，他一方面指出就主體意識而論，君子有別于常人之處體現在其認同仁德；另一方面他又再三強調，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者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對君子獨立的人格精神作出了具體的規定，以凸顯君子主體意識的獨特性。儒家君子人格所體現的道德為尚、功利為輕的生命精神，對于當今社會過度地崇尚功利價值，無疑是一種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