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讀書學習，似乎是一種苦差事。古人為學卻不然。儒家為學之道，講究學而能樂。這個“樂學”的觀念，對于我們理解學習的目的和教育的本質，仍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談到儒家的樂學教育，我想從《論語》首章講起，討論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樂學”的觀念。儒家言為學之道，有“樂學”之說。《論語》首章：“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朱子《集注》：“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又引程子云：“時復思繹，浹洽于中”。張軾謂“浹洽于中”，乃言學者義理貫通，故能有中心之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朱子和張軾的解釋，可以概括為三個要點：一是“涵泳熟習”，二是“義理周洽”，三是“實有諸己”。這個“義理”，不僅是嘴上說說而已，還要實有諸己，成為個體人格的內容或內在的要素。這樣，才能油然生起中心之樂，學才能樂。樂學，一是說所樂在學，二是說學而能樂。
我們可以結合明儒王艮的《樂學歌》來理解這一點。王艮是陽明弟子，其《樂學歌》云：“人心本是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后學，學便然后樂。"樂是學，學是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王艮在人心先天本具良知良能這樣一個形上學的基礎上，來理解“樂學”的意義。為學的目標，是自覺和呈現人心先天本具的良知。良知的呈現，使吾人剝落私欲之蔽，應事接物，從心所欲，處物為宜而與物無不通，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因而能有中心之樂。這個中心之樂，就是今人所說的幸福。“樂學”，是儒學一個內在的精神。
今人讀書學習，將“學”單純作知識技能義的理解，單純做功利之用。孩子從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學，一直讀到博士，為的是獲得知識技能，以備未來在社會上立足。其為學，非以自身為目的，而是一種功利性外在性的追求。這樣追求和理解的“學”，只能是“苦”，而不能是“樂”。
《論語·學而》首章三句話，有內在的意義關聯。學最終要達到“人不知而不慍”這樣一個君子人格的完成。“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講的是人的生存和德性的修養。
第二，“游藝”。學所以能樂，乃因其展現著一種生命整體實現的歷程，而非一種單純的以知識技藝為內容的學。當然，孔子并不否定知識技藝。孔子博學多能，自稱“好學”，但卻不滿意弟子僅把自己看作一個博學多識的人，而自謂“予一以貫之”（《論語·衛靈公》）。孔子對知識技藝的看法和態度，可以用“游于藝”這句話來概括。
《論語·述而》：“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游于藝”，講的是人的修養與知識技藝之間的關系。為學要達到悅、樂，首先要不斷超越知識自身，即要超越對知識技能這種單純功利性的態度。超越知識技能的第一步，是對知識技能本身發生興趣。古希臘人很重視知識、技藝，由知識技藝產生對世界的好奇、驚異，因而發展出一種對“真理”本身的興趣，一種知識論的建構和“愛智”的哲學傳統。孔子也有類似的觀點，《論語·雍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而好之，類似于西方人的“愛智”。但是孔子并不到此為止，“好之”，仍有一個在外面的對象。“樂”，則是中心之“樂”，《孟子·離婁上》“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也，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第一個“樂”，是音樂之“樂”，“二者”，指“仁義”而言。樂與天地同和，直接感動人之善心亦即仁義之心。“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中心之樂油然而生而不可以為偽。此所謂好學、樂學，強調的是內心之樂。
西方的傳統，是將知識技藝引向超越，指向一個知識論的系統。而在孔子看來，單純的知識并不能達到真實。有時知識可能還會障蔽、遮蔽了人之存在的真實。因此，單純學知識并不能完全達到真實，生命存在的真實，須通過教化教養的解蔽歷程內在性地轉出。這不是否定知識技藝，它涉及知識技藝與人格養成關系的問題。
儒家的學，當然包括知識技藝，但卻以“成德”為第一位要務，而不重在單純的認知。《論語·雍也》：“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孔子重學，在孔門中，孔子除自己之外，僅稱顏回為“好學”。顏回的好學，就表現在“不遷怒，不貳過”。“不遷怒，不貳過”，是一種很高的境界。修養不好的人總是遷怒，如在外面受了氣，回來打老婆孩子，這就是“遷怒”。修養不夠的人，心無所主，經不起外在的誘惑，所以常犯同樣的錯誤，這叫做“貳過”。“不遷怒，不貳過”，乃是一種很高的德性成就。
孔子所謂“學”，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文”，一是德性的修養。孔子以六藝教弟子，六藝，就經典而言，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就技藝而言，即禮、樂、射、御、書、數，包括了今人所說的知識、技藝、經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內容。相較于“文”的方面，“不遷怒，不貳過”的人格修養，孝、悌、忠、信的德性的成就，為“學”的核心內容。“學文”，則只是“行有余力”才做的事情。
同時，人的知識技藝，亦要經過相應的德性的奠基才能實現其本有的價值和本真的意義。孔子講“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又講“君子不器”（《論語·為政》），《禮記·學記》也講“大道不器”。“器”，即有特殊用途之物，這個杯子可以喝水，是“器”，某某人是某個方面的專家，也可以稱作“器”。“君子不器”，并不是說君子不要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人須有一技之長或專門的知識，才能在社會立足，現代社會更是如此，但卻不能偏滯于此。這里關鍵在一個“游”字。“游”，就是為學要涵泳于“藝”，又不偏執于“藝”。知識技藝，既有專門科類之閾限，又是一種可以普及、可以重復的平均化的東西。“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道”者形上之稱，卻非抽象的實體，必須經由“德”“仁”的修養而構成為一種個性化的擁有。將普遍性、平均化的東西和個體的內在心靈生活相關聯而融為一體，這樣才會有興趣和趣味發生。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學”與人之生命存在的一種內在的相關性。
生命的開始是整體性的，我們教孩子，講究“寓教于樂”，小孩子的天性是游戲，在游戲里面學知識、技藝。孩子的學習代表著生命的自然，成人的學習則表現為一種文明的方式。后者采取了分化的路徑，一方面是知識技藝，從整體的游戲和玩兒里面分離出來成為專業、成為“正經事”；成人也不能總干“正經事”，現代人也很講究休閑，發明了很多游戲和玩兒的方式，來作為一種補充。但是，即便是這種補充，也呈現為一種分化樣態。現代人已經搞不清楚，究竟工作學習是為了游戲休閑，還是游戲休閑是為了工作學習。過多的玩兒，好玩兒的人，我們會說他不務正業。工作慣了的人退休以后，常會感到無所適從。同時現在各種藝術、游戲的方式也完全成了專業，玩兒的好的人可以通過玩兒來發財。但是，這種玩法也有風險，搞不好可能連飯都吃不上。這些，都是生命整體分化對峙而互不相關的結果。
所以，表現整體生命的“學”，離不開“藝”，但又不能停留在“藝”上。“學”要保持住其生命整體的意義，才能有“樂”。一個有了生命安頓基礎或真實信仰的人，他的現實生活才是具有立體性、累積性和成就感的生活。
第三，“上達”。《論語·學而》篇首章三句話，最后一句講到為學的目標：“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德性修養、人格的成就，最終要達到一種天人合一的境界，孔子特別強調“下學而上達”，這就是知天道、通天人。
何謂“不知而不慍”？《論語·憲問》中記載，孔子感慨“莫我知也夫”，子貢問“何為其莫知子也”？孔子解釋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怨天、不尤人”，就是“人不知而不慍”。孔子之所以能做到“人不我知”而不怨不尤，不慍不怒，獨立不倚，遁世無悶，是因為他已“下學上達”，臻于與天相知的境界。要達到“道”的實現，要使“道”為吾人的存在奠基，那就必須要做到“下學而上達”。
孔子又講“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論語·憲問》），小人將人生之事悉歸諸功利的原則，這就是“下達”。“君子上達”，是要上達于天。上達于天，獨與天地精神往來，才能具有一種“獨”，就是獨立的人格。儒家特別強調人格的獨立性和獨特性，強調為人要做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要做到“和而不同”，要“特立獨行”。一個內心具有內在的信念或信仰的人，一個對形上之道或天命、天道具有內在敬畏的人，才可以不受外在環境的誘惑和左右，聽憑自己內心的良知，對事情做出獨立自由的決斷，這就是“獨”。王陽明說“良知即是獨知”，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孔子以遁世無悶，不見知于人而不慍，為修養所達到的最高境界。這樣一個境界的前提，就是學者為己，為仁由己。其最終的目標，是要由下學而上達，達到天人相通的境界。在這種境界中的人，乃能真正獲得中心之樂或真正的幸福。
這樣一種“樂學”的觀念，體現了儒家教育的根本精神。這種精神，對于我們今天理解教育的本質，指導我們的教育實踐，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作者為四川大學文科講席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