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時代追尋中,有意無意間,我們把自己的后背留給了古老的傳統。而當迅疾前行的腳步遭遇險阻,當心靈因過快的時代律動而空空落落,驀然回首我們看到,一雙蒼老遒勁的手,正不離不棄地推動著我們前行。那是我們古老的文化,是華夏民族歷盡滄桑培育而成的哲學、道德和藝術,以及引領著我們始終向上向善的行為準則。共同的文化積淀造就了共同的文化基因,我們任何的變異和革新,都必須從這塊根據地起步,盡管這個文化莊園的某些角落已經變得荒蕪。從歷史、現在、未來三個維度上審視我們的傳統,從謹遵與變革兩個方向上辯證揚棄先人之遺存,我們向實現民族偉大復興邁進的腳步,將更加有力。這是我們推出這個欄目的動因所在。
歷史一再告訴我們,欲要亡其國,必先去其史；欲要亡其族,必先滅其文化。縱觀數千年人類發展的歷史,一些民族在歷史上消失了,并不是這些民族在DNA的復制上沒有生物學意義的傳人或后代了,而是他們固有的文化消失了或被其他文化所取代了,是其民族徽記消失了。
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在漫漫歷史長河中,我們的先哲以其堅韌不屈的品格和洞悟宇宙人生真諦的睿智,創造了足以與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鼎足而三的文化系統。這一文化系統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不斷走向未來的精神支撐。隨著信息時代來臨,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人類行將進入第二個“軸心文明”時代。激活中華文化的源頭活水,重溫古圣往賢的智慧經典,創造中華文化新的輝煌,是炎黃子孫義不容辭的天職,也是時代賦予中華兒女的神圣使命。
包容性、開放性和變通精神
文化是民族的徽記,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之所以為中華民族的重要標志。美國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曾指出:“在后冷戰世界,不同人民最重要的區別,不在意識形態、政治、經濟,而在于文化。”在全球化的時代里,不同的人民和國家都想回答人類所面臨的最基本的問題:我們到底是誰?人民以族譜、宗教、語言、歷史、價值觀和制度自我界定,文化構成了一個民族之所以為一個民族的重要標志。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無論是古代還是當代,沒有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不珍愛、重視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沒有一個民族和國家不把固有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作為本民族延續的立國之本、發展之基。歷史一再告訴我們:欲要亡其國,必先去其史；欲要亡其族,必先滅其文化。縱觀數千年人類發展的歷史,一些民族在歷史上消失了,并不是這些民族在DNA的復制上沒有生物學意義的傳人或后代了,而是他們固有的文化消失了或被其他文化所取代了,是其民族徽記消失了。當今世界之爭,不僅僅是經濟、科技、軍事等硬實力的較量,更是深層的價值觀、語言、文化、宗教信仰等軟實力的較量,是一場精神領域、心靈空間的爭奪戰。繼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是保存中華民族特有的標志,就是捍衛中華民族固有精神家園。
中國之所以稱為中國在于她姓“中”。“中”不僅僅指空間意義上的中間、中央的意思,而是對“恰到好處”的信守和對“無過無不及”等“適度”原則的追求。“中”是中國文化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民族處理問題的基本方法,是中華文化最根源的觀念之一。《論語·堯曰》和《尚書·大禹謨》都表明:堯、舜、禹三代權力授受之際,反復叮嚀告誡的不過是“允執厥中”四字而已。“允執厥中”即牢牢把握住中道的原則,如果這一原則沒有把握好,那你的天命(執政根據)就喪失了。“中”一直成為中國人處理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家與家之間、個人身心之間等等復雜關系最基本的方式和方法。以孔子、孟子等為代表的儒家學者將“中”這一思想方法和處事原則作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并進而推致極高明之境。“中庸之道”成為儒家重要特征,“時中”成為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文化的共同追求,“中和”成為以儒家為主體的中華文化的共同理想。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諾斯曾指出:“與印度文明的分裂與間斷相反,中國文明的特點是統一與連續”,“中國人在其整個的歷史上保持著同一種族和統一文化。”許許多多的文明古國其文化或消亡了,或間斷了,或文化創造的主體與文化的傳承者分離了,諸如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希臘羅馬、古印度等等。中華文化與其他古文明一樣,同樣多次受到游牧民族或外族的入侵,而最后結果不是中國人被迫接受游牧民族或外來民族的習俗與文化,而是相反,入侵者往往被迅速而徹底地中國化。中華文化如同長江大河,歷盡劫難,至今綿延不絕,依然充滿著生機與活力,何以哉?這是由中華文化所特有的生命氣質和秉賦決定的。
這種特有的生命氣質與秉賦,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其一,中華文化有著任何一種文明都無法相比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中華文化不是排外的文化,而是善于學習的文化。以我為主,汲取他民族文化之所長,將其內化于中華文化之中,是中華文化之所以長久之道。眾所周知,中華文化一向秉承“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精神,以“天下為公”、“天下一家”的胸懷,既造就了許許多多舍身求法于異域的虔城志士,也造就了不辭千辛萬苦尋求真理于他邦之仁人,融外來文化于中華文化有機體之中,從而使中華文化的內容不斷豐富,體系不斷完善,從而使中華文化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如宋明理學就是中華文化打通儒釋道三教之壁壘,消化、吸收印度佛學的結果。其二,中華文化的“時中”、“唯變所適”的變通精神是中華文化不斷走向新生的思想支撐。中華文化不是保守的、封閉的文化系統,而是開放的、不斷開向新生的文化系統。中華文化一向主張“與時偕行”,“與時俱進”,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因應時代的變化而變化,這是中華文化之所以長久的另一原因。
回到先秦諸子的時代去
當代中國,正走在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征程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不斷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中華文化的復興也是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精神支撐。
任何文化的復興同時伴隨著文化的返本運動。返本開新是文化復興的重要路徑與方式。漢代法古更化、唐代的古文運動、西方的文藝復興,無一不是在回到古代去的旗幟下的文化再造運動。中華文化新的輝煌的創造,同樣需要回到中華文化的源頭去尋找正能量——精神動力。世界上許多有識之士早已意識到: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00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中華文化的源頭在哪里?三皇五帝的文明譜系已不可能給當代的文化建設提供更多的精神支持,夏、商、周三代禮樂文化的因革損益全收在孔子那里,以今日之眼光衡之,中華文化的源頭在其生命最健旺、創造力最強盛的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稱之為“軸心時期”,他說:“人類一直靠軸心時期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要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回到先秦時代去,回到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莊子、孫子等等先哲時代去,尋找中華文化最富有原創性的智慧,讓它重新點燃當代中華文化復興的火焰。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軸心時期的古圣先哲所創造的思想系統是兩千多年來中華文化不斷走向新生的源頭活水,同樣是中華文化在當代復興的源頭活水,也是中華文化永續發展的源頭活水。長期以來,在胡適“寧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口號的煸惑下,中華文明譜系被疑古史學家們搞亂了,讓人信無可信；在百余年批儒反孔思潮的影響下,孔子乃至整個先秦諸子都被妖魔化了。在當代中國,一提到孔子,不少人開口就是“孔老二”、“喪家狗”,馬上聯想到“落后”、“保守”、“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代言人”等詞語,孔子在國人心目中的這種負面、消極的形象阻斷當代人與孔子的理性對話,遮蔽孔子思想的正面價值,妨礙了中華文化復興的整體大業。因而,激活中華文化的源頭活水,還原孔子真實的歷史形象,讓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莊子、韓非子等重新走入我們的生活,顯得異常重要。
回到原典、重讀原典是我們發現真實孔子等先哲重要方式,也是讓先哲走進我們生活的唯一途徑,更是激活中國文化源頭活水的不二法門,是返本開新的具體展開。我們在讀《論語》中可以發現活的孔子、對我們有意義的孔子；在讀《孟子》中可以發現活著的孟子,尋找到真實的孟子；在《老子》的解讀與感悟中,尋找到老子的真義……先哲逝之久矣,然而他們的思想猶在,他們活在中國人的思想世界里,他們所揭示的至理名言仍然可以在當下社會中發揮作用。這樣一來,歷史上對先哲的放大與矮化可以在原典解讀中得以還原,遮蔽了的古圣往賢形象可以在原典的解讀中得以再現。只要我們在解讀原典中對歷代先賢存一點溫情與敬意,原典一定會給我們釋放出鮮活的智慧和精神動源。相反,如果帶著對先賢嘲諷、譏刺之心去解讀原典,既使是珍珠也會變為垃圾。我們常說,愛國主義是一種高尚的情操,愛國理所當然地包括愛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語言文字、典章制度,由此我們說,愛中華文化是愛國主義的有機部分,是高尚情操的表現。
傳承與創新是一體兩面
返本開新,激活中華文化的源頭活水,旨在創造中華文化新的輝煌。勤勞、勇敢、智慧的中華民族在過去的歷史中創造了足與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鼎足而三的文明系統,影響到韓國、日本、越南、新加坡等東亞、東南亞國家與地區,不少史家稱這一地區為“儒教文化圈”或漢字文化圈。17、18世紀,借助于西方傳教士的手,中華文化又遠播歐洲,對歐洲的啟蒙思想家如伏爾泰、萊布尼茨、赫爾巴特、魁奈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俄羅斯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列夫·托爾斯泰花費相當長的時間讀《論語》、《孟子》、《墨子》、《老子》,當他讀到《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時,極力稱贊“美極了”。中華民族的歷代先賢在他們的時代里盡到了他們的歷史責任,無論在天文、歷算、醫藥、建筑、藝術乃至思想等方面都取得足以讓后世子孫堪以自豪的成就。怎樣才能不辱沒先賢?再創中華文化新的輝煌才是當代中華兒女理應認真思考的問題。
中華文化新的輝煌的創造首先要為中華文化培根固元。百余年來,疑古學者斬了中華文化的頭,動搖了中華文化的根,而科學沙文主義者對中華文化依照西方文化的架構“亂用手術刀”,大大傷害了中華文化的元氣,因而對中華文化迫切需要做一番休養生息、培根固元的工作。重新梳理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到程、朱、陸、王這一文化傳承體系,理清這一文化主干與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兵家乃至與中國佛教、中國伊斯蘭教、中國基督教等等支脈的關系,是中華文化重建的前提,也是中華文化再創輝煌的基礎性工程。在中華文化新的輝煌再造中,西方文化只能作為解讀中華文化原典的參照,而不能作為任意解剖中華文化的機械框架。回到原典中去,以中國人特有的方式去解讀、體悟中華文化,還中華文化的本來面目,這就是為中華固元氣。中華文化從本根上復活才是真正的復活,元氣充盈,中華文化才能恢復健康的體魄。
培根固元重在恢復中華文化的民間活力。中華文化根在民間,在民眾日常生活之中,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都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承載者和身體力行者,是民族精神的載體,是中華美德的實踐者。中華文化的活力在民間,在廣大的民眾之中,因而,我們認為將中華文化由神圣的學術殿堂解放出來,從學術象牙之塔釋放出來,使之由少數哲學家、歷史學家的學術奢侈品轉化為民眾的生活向導、行為方式、是非標準,充分恢復中華文化在民間的影響力、號召力,喚起民眾的文化自覺,如此,“為往圣繼絕學”就由少數精英知識分子所擔當的使命,而轉化為了全體民眾的共同責任,中華文化新的輝煌就一定能實現。
中華文化是一個開放的、不斷豐富與完善的有機文化系統。中華民族既是中華文化創造的主體,又是中華文化的承載者,只要中華民族還生生不息存在于地球上,中華文化就會存在,其傳承與創新也將永遠不會完結。由是,我們認為,中華文化一方面需要傳承,另一方面需要創新。當然,傳承與創新可謂是一體兩面,傳承是創新的前提,創新是傳承的方式。我們既要在傳承中創新,也要在創新中傳承。沒有傳承的創新可能會偏離中華文化發展的大道,而沒有創新的傳承是缺乏生命力的傳承。
“雄道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中國崛起、“中國夢”的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可謂任重道遠,需要幾代人付出艱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犧牲。不過,我們相信,只要我們能激活中華文化的源頭活水,使這股源頭活水真正流淌下來,重新滋養中華民族,通過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和對西方現代文化的“綜合創新”,中華文化一定能再創新的輝煌!
(作者系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