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的“和”與“同”究竟何所指，已故著名哲學家張岱年先生有一個簡明的解釋：“‘和’或諧和謂二個或二個以上之相異者之會聚而得其均衡。‘同’或同一謂相等或全無區別。可知“和”是指多樣性，“同”是指單一性。“和而不同”是指在“不同”的基礎上形成“和”，也就是在多樣性的基礎上達到統一。這是中國古人在反思宇宙、社會、人生的過程中總結出來的智慧。這種智慧，其哲學的基礎乃是以陰陽為內涵的宇宙生成論。
以陰陽為內涵的宇宙生成論，至遲在《周易》成書的時代就已經比較成熟了。如《周易》一書首乾次坤，乾為純陽，坤為純陰，后面六十二卦則陰陽雜陳。這給人以強烈的感受，即乾坤二卦之“和”產生了后面的六十二卦。春秋時期比較盛行的天地生物的思想可能即源于此，后來的《易傳》則正是沿著這個思路闡發《周易》的。如《序卦傳》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儀有所錯。”這里的天地指乾坤，也即陰陽。這是把宇宙的本源歸結為陰陽，認為宇宙萬物包括人，其生成都有賴于陰陽這個基礎。又如《彖傳》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也是強調天與地、乾與坤、陽與陰，二者結合形成萬物，《系辭傳》謂之“天地絪缊，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這是一種自然的宇宙生成論。這種生成論的核心理念是“獨陰不生，孤陽不成”，在本源上具有多元的傾向。而此種本源意義上的多元性，正是“和而不同”之“和”的本質內涵，也恰是“和而不同”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
當然，中國古代也有哲學家試圖在陰陽之上探尋一個更為究極的本源，如道、太極等。但這個究極的本源基本上都具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即自然性和內在多元性。最著名的如老子所謂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里的“一”，人們往往等同于“道”，考慮到老子視“道”為“先天地生”，則這個“一”乃是要強調在天地之先還有一個內含天地（陰陽）的混沌的“一”。這個混沌的“一”又生出“二”，即陰陽，陰陽結合形成新的有別于混沌之“一”的新“一”即“三”，并由此生出萬物，所以萬物都是“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的。“沖氣”就是陰陽中和之氣。可見，在老子這里，雖然邏輯上追求一個更根本的起點，但這個起點具有內在的多元性，我們可以謂之“一本多元”。雖然“一本”，發揮作用的主要是“多元”。
本源論上的多元性特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而不同”的“和”指的就是這種多元性。以此類推宇宙存在，則舉凡自然、社會、人生，乃至于人類文明存在的多元格局，都將因為它的形式的多樣性而擁有了合理存在的基礎。或者也可以說，多樣性恰恰是宇宙存在合理性的根據，宇宙的發展正是仰賴于多樣性的和諧共存；宇宙要發展，也必須以多樣性的和諧共存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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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是中國傳統宇宙本源論的核心內涵，也是保證此一本源具有生生不息之創生力的基礎。如前所述，中國傳統的宇宙本源論有一個核心的理念即“獨陰不生，孤陽不成”。那么要想“生”，要想“成”，就必須透過陰陽之間的交感和合來實現。這一思想在《周易》中表現得十分突出。如《周易》撰作的體例之一即是陰遇陰陽遇陽為敵，陰遇陽陽遇陰為通。而《易傳》解經也特別重視陰陽交感的意義，如《泰》卦的《彖傳》說：“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這是說天地（陰陽）交合，萬物就能各暢其生；君臣交合，上下就能心志相同。相反，如果天地（陰陽）不交，如《否》卦那樣，“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可見，陰陽相交是生命形成及合理存在的基礎。這正如后來的《春秋繁露》所說：“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相陰陽”，“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
這里的“皆取諸陰陽之道”，表明舉凡自然、社會、人生，凡是在宇宙中發生的一切，都離不開“陰陽之道”。有“交”就有“感”。“感”，是指陰陽二氣相感應相親近（“二氣感應以相與”）。在《周易》看來，陰陽二氣，只有相交相感，才能成就宇宙萬物的生命形態，此所謂“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否則，“天地二氣，若不感應相與，則萬物無由得應化而生”。“無由得應化而生”，便只有變革，所謂：“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二女”指重陰。這是說，當陰陽不能交感時，則必須通過變革重新回到陰陽交感的路子上來。
陰陽交感生化的思想，反映了一種大智慧。推之于宇宙生命的存在，則表明維持并豐富宇宙生命合理存在的前提，乃是宇宙生命存在形式多樣性之間的交感互補，以及建立在此一交感互補基礎上的彼此發展。或者套用《周易》的話說，即是多樣性之間相交而感則“萬物通”“其志同”！反之，則“萬物不通”“天下無邦”！拿世界不同種族不同文化傳統共存的現實來說，多元文明之間只有和諧共存，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發展才是一條通向人類文明不斷發展進步的康莊大道。這是一條大法則，違反了它，例如搞單邊主義等，就會給人類文明帶來痛苦，像陰陽不調給人體帶來病痛一樣。這一點，英國哲學家羅素也頗有自覺，其在1922年所寫《中西文化比較》中指出：“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仿效拜占庭帝國。”應該說，羅素的這一論述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層面佐證了中國古人的智慧，也進一步表明了“和而不同”是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合理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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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國傳統宇宙本源論和宇宙生化論而形成的“和而不同”說，還有一個更本質的特征，就是“人本”。這是因為中國傳統的宇宙論，其目的在于探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這也就是通常所謂的天人問題。天人問題，就是人和社會存在的合理性與合理存在的可能性問題。先哲討論這一問題，均是圍繞著人存的宇宙背景而展開，在《周易》謂之“三才”，在《老子》謂之“四大”。“如《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上面這兩段話雖然是討論《周易》這部書的特征的，但“三才”之說明顯地是把人放在與天地同樣重要的位置上了。這一點在老子那里也基本相同，只是在天地人之外又加了一個“道”而已：“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把人視為“四大”之一。《周易》和《老子》，無論是“三才”，擬或是“四大”，他們所彰顯的無非是：其一，人與天地、萬物等具有內在統一性；其二，人高于萬物，而與宇宙的本源具有同樣的重要性。
關于后者，歷代學者又有非常明確的論述，如《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如《禮記》中說：“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等等。這些都是在分析和討論人之所以可以與天地并存的原因，我們把這種思考稱之謂“人存”的本體論的思考，即基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展開的本體論思考。它包括兩個面向：一方面是在宇宙中存在的人；另一方面是有人存在的宇宙。就前者說，人與萬物有統一性，故而必須共同遵循宇宙的法則；就后者說，宇宙因人的存在而有意義，故而當以人為中心。漢儒董仲舒說：“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就是說，就人是天地造化的結果言，人不能超越宇宙的法則；就人有知有義言，人又可以是天地之心。由于人不能超越宇宙的法則，所以以《周易》為核心的中國哲學特別強調“推天道以明人事”，換句話說，人事之明，人事的價值取向及判斷根據，不是依據神意，而是依據宇宙發展變化的規則。由于人又可以是天地之心，所以人在天地面前又不是一味消極被動地順服，而是“天地設位，圣人成能”，也就是“贊天地之化育”。這樣看來，人之于宇宙自然，既有順從法則的一面，又有價值引導的一面。正是在這種順從與超越中，實現著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這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謂之“天人之和”。
宇宙論的人本取向，由于在本源層面強調兩點論或多元論，所以當它作為人文價值的基礎時基本上沒有排他性，這與某些文明形式中的自我價值中心論的傾向是很不相同的。例如在某些文化類型中，常常以自我的價值標準為樣板，批評其他不同于自己的價值標準的文化類型，甚至質疑不同價值標準之存在的合理性。西方歷史上的宗教戰爭幾乎均與此有關。中華文化沒有這樣的特征，所以包容力非常強。這正是“和”的魅力之所在。
綜上所述，“和而不同”，是基于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宇宙本源論、宇宙生化論，和以人為本的價值論等形成的一種理念。由于在本源上強調多元，所以他總是把多元存在視為存在之合理的基礎；由于強調多元之間的交感生化，所以他總是把不同存在形式之間的會通與和諧相處作為合理存在的發展模式；由于強調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所以他總是追求基于宇宙法則的以人為核心的合理存在。以“和而不同”為視角觀察宇宙生命的存在形式，可以發現，多元、多樣是宇宙生命存在的合理性之基礎。多元、多樣之間固然可以有沖突，但和諧共存、互利雙贏才是其本質。而這正是中國傳統哲學中人本的宇宙論的題中應有之意：“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