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陽明學研究的政治維度，呈現為三種形式，一是以王陽明之政治軍事事功為中心的政治史考察；二是以陽明學所蘊含的理論品格、精神氣質為中心的思想史考察；三是以陽明學之核心概念、命題以及社會教化活動為中心的政治哲學考察。對陽明學上述三種形式的政治維度考察，特別是對陽明學政治哲學思考，可以拓展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領域。
如所周知，陽明學是儒家心學的最主要代表，歷來為學界研究的重要對象，最近幾年來，尤為盛事。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現代以來，陽明學的心性維度開掘是最為重要的研究路徑，這一心性維度集中表現為在整個宋明理學話語背景下，就心與理、心與物、意與行、良知與天理、德性與德行等問題展開思想考辯，并結合西方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道德論等等進行理論分析，斟字酌句，辯異析同。在心性維度的主要路徑之外，陽明學研究也還有其他一些研究范式，如陽明學的文獻整理、陽明學人物的學派考辯、陽明學人物的生活世界研究等。陽明學研究在現代學術上的多重呈現，也說明了陽明學作為中國思想史上的資源之一，具有返本開新的重要現實意義。本文主要想談談陽明學研究的政治之維，討論一下從政治的角度研究陽明學何以可能的問題。
同傳統儒家的禮樂之道、王霸之辯、正統道統不一樣，從形式上來看，陽明學主要關注心性問題，更多的表現為理論思考，對現實政治問題關注不多。然而，生活在現實政治社會的陽明學人物，作為儒家治平天下之信仰的忠實信徒，他們的思想和行動，仍然值得從政治的維度予以思考。我們認為，陽明學的政治之維大概可以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將王陽明個人的政治事功放到明代中葉政治史上予以考察。如所周知，王陽明一生事功顯赫，平息南贛的匪患、平定寧王朱宸濠的叛亂、征剿思恩田州的暴動，這些政治功績足以使他成為明朝中葉重要的政治人物。雖然不如張居正等人那樣具有全局性的政治影響，但王陽明以其卓越的軍事功績，在明代政治史上也有著獨特的地位。李贄曾針對王陽明平定宸濠之亂的功績說道：“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誠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間不待請兵請糧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盵1]《明史》上也說：“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盵2]可見，王陽明在明代政治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位人物。由此可見，研究王陽明其人其學，他的政治事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從歷史學、政治史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考察王陽明政治事功的背景、過程、細節以及對明代中葉政治格局的影響，也可以考察一位文臣、儒生、哲學家是如何參與到軍事斗爭中并建立功勛的，還可以考察他的哲學思想是如何落實到他的政治和軍事謀慮中去并支撐他率領將士取得勝利的，諸如此類的研究，主要是以王陽明在政治軍事上的事功為中心來展開的。除了王陽明本人之外，還有王陽明后學弟子的一些政治事跡，如歐陽德、鄒守益、聶豹以及被認為是陽明再傳后學的徐階等人的政治活動，也是屬于政治史領域內的研究。這是陽明學研究的政治之維的第一種表現形式。
二是將陽明學所展現出的理論品格、精神氣質放到政治思想史視閾下予以考察。陽明學興起于朱子學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局面，王陽明倡導心學，突破“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3]的思想格局，在當時來說，無疑具有思想解放的意義[4]，如嵇文甫先生所言；“陽明的學說，處處打破道學的陳舊格套，處處表現出一種活動自由的精神，對于當時思想界實盡了很大的解放作用?！盵5]王陽明主張人的思想觀念要得之于心，強調自作主宰，他說：“夫學貴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出之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6]又說天下之道、天下之學“非朱子可得而私，非孔子可得而私也”[7]。王陽明這種獨立的精神，具有精神自由的氣息。王陽明還強調人人自有良知，“人人有個作圣之路”[8]，愚夫愚婦也有成為圣人的可能，認為“滿大街都是圣人”，這些主張體現了王陽明心學中蘊含著平等的因子。王陽明學說中還強調自我心力的重要性，認為心力對于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具有根本性的意義，故而陽明學也具有意志主義的特質，如近人章太炎所說“王學豈有他長，曰自尊無畏而已”[9]，其自尊無畏的意志主義精神對于近代社會的革命家多有影響。陽明學所呈現思想解放、精神自由、人人平等、意志至上等特質，與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革命的形勢合拍，其自由、平等的精神因子又與現代性的根本精神相契合，故而，對陽明學予以政治思想史的考察具有歷史意義。特別是當人們思考現代性精神可否從中國固有傳統中生長出來的時候，陽明學的上述政治思想傾向往往會被提出來予以分析。如現代哲學家牟宗三提出的“良知是否可以坎陷出民主與科學”的命題，就是這種現代性精神回溯的思路。除此之外，在思想界有一種傾向，往往將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追溯到陽明學的思想風氣上，認為陽明學的空疏之風影響了中晚明的學風，間接導致了明朝的滅亡。就這個意義上講，不管是不是要將明亡的責任追溯到陽明學那里，對于明朝滅亡的政治思想淵源的分析，卻是繞不開陽明學的。另外，由于陽明學對于日本近代明治維新的影響，中日學界也往往從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對于陽明學的社會影響力進行分析考察。綜上，無論是現代性精神的思想史回溯，還是明朝滅亡的思想史分析，乃至日本陽明學的思想史考辯，我們認為，對于陽明學的政治思想史考察都具有必要性。這是陽明學研究政治之維的第二種表現形式。
三是從陽明學的概念、命題、思想中所引申出來的政治哲學思考。陽明學主張心即理、人的良知能促使并保證道德社會的形成、人按照良知“為善去惡”便具有成為圣人的可能性，這些思想都集中在心性領域和道德領域，但從這些思想出發可以引申出一系列政治哲學問題。大致來說，在陽明學那里，其思想所引發的政治哲學問題主要有：第一，治心是否可以轉化為治世？第二，萬物一體的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第三，良知何以成為現實規則？第四，民間社會的思想教化有何意義？第五，學術思想如何影響現實政治或者說學者如何承擔政治責任？[10]就第一個問題來說，王陽明心學的核心問題在于“治心”，但是“治心”并不是王陽明哲學的目的，而是一個方法或者途徑。王陽明心學學派與儒家其他思想派別一樣，其念頭都是在于家國天下、現實秩序、社會生活，而不僅僅是心性滿足，換言之，儒家的治國平天下目標也是王陽明學派的根本追求，正如王陽明所說：“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圣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盵11]“盡心”“治心”是實現治國平天下的一種路徑，在王陽明及其后學看來，這是一條實現儒家理想的更為有效的途徑。因此，將“治心”的效應放大到“治世”上，則是陽明心學順理成章的理論推演。就第二個問題來說，王陽明重視“萬物一體”說，在《大學問》和“拔本塞源論”里都有集中的闡述，其后學王畿、王艮也是如此，在他們心目中，“萬物一體”是世界的理想秩序，這種理想秩序不僅僅是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更應該成為現實社會中的生活秩序。特別重要的是，王陽明及其后學人物，“萬物一體”的理想秩序曾經在“三代之治”的社會里實現過，所以，對于人們來說，“萬物一體”不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歷史可能性。就第三個問題來說，在陽明心學里，“良知”代表著人心中抽象的道德意識、道德意志、道德理性、道德情感，它決定了人們的言語和行動，“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盵12]作為“規矩尺度”，良知保證了人們行為的正當性，因此，如果每個人都能明確良知、推致良知，那么社會上所有人的行為都具有正當性，一個理想的、道德的社會就成為了現實。這正是陽明學注重良知對于社會生活之意義的邏輯前提，在他們看來，良知就是人之為人的準則，良知是儒家倫理規范的集中代表，按照良知行事，就能實現良好的政治社會，“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為治，不可得矣?！盵13]就第四個問題來說，王陽明及其弟子熱衷于在民間“講學”，進行廣泛的社會教化活動，他們的意圖在于通過講學，激發人們自省到自己的良知，然后按照良知來處世做人，如此，社會便可實現善治。余英時先生曾經將陽明學的這一政治意圖概括為“覺民行道”，以區別于宋儒的“得君行道”。[14]陽明學以講學活動來推動人們的道德自覺，其理論根據是在于每個人都有良知，每個人都有成善的依據，只是在現實中被利益遮蔽了，需要通過不斷啟發才能顯現出來，一旦人們的良知自覺起來，他們的道德力量將是巨大的，足以建設一個更加良善的社會[15]。講學的“政治意義”正在于此，也即是期望民間社會的自我覺醒來實現善治。就第五個問題來說，王陽明及其后學強調“知行合一”“政學合一”，希望儒家知識分子能夠將自己的道德認知、理論認知與現實生活、政治行動結合起來，并對政治社會有所影響與改善。每個學者都應該承擔自己對于公共社會的責任，即使是對于“心性”的探討，也是在為人類的正當行為尋找恰當的人性根據，從而更好的鼓勵和推廣正當行為，并以此來建設美好社會生活。在這個意義上，陽明學的“政學合一”思想，為學者履行自己的政治責任提供了依據，更提供了路徑。上述五個問題，既是陽明學思想里包含的政治哲學維度的歷史呈現，也是在政治哲學意義上進行的邏輯推演，對陽明學政治哲學的分析與推演，既有歷史意義上的依據性，也有邏輯意義上的合理性?；诖?，對陽明學所蘊含的政治哲學維度進行探究，使得陽明學與先秦儒家的政治關懷、人類普遍的倫理秩序精神接續起來，可以展現陽明學為實現更美好的人類社會生活所做的理論努力，也可謂中國古典政治哲學開拓出心學的獨特致思方向。這是陽明學政治之維的第三種表現形式。
陽明學的上述三種形式，一為政治史，二為政治思想史，三為政治哲學，從學術研究角度而言，三種形式皆可稱為“政治維度”。不同的是，政治史偏向于從歷史事實以及中晚明社會政治格局的層面考察王陽明及其后學的政治軍事行動，政治思想史偏重于從中晚明思想史以及近代政治思想追溯的層面考察陽明學與現代性思想的歷史關聯問題，而政治哲學則從一般普遍的層面考察儒家倫理政治的心學樣態。對于陽明學研究來說，雖然陽明對于明代中期政治有一定的影響，但并不是具有全局性意義的，而且其功績更多是軍事層面，故而政治史領域可拓展的空間不大；而政治思想史領域，由于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對于思想解放、人人平等、精神自由、意志力量等思想訴求，學界已經做了大量的闡發，不過，由于中國的現代化轉型還并沒有徹底完成，從中國固有傳統（包括陽明學）中尋求現代性的思想資源和精神支撐，依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在政治哲學領域，陽明學的政治哲學思想研究，著眼于從普遍的人心、人性層面來探討政治社會的道德根基，著眼于倫理維度討論理想社會的秩序，著眼于從教化層面思考社會成員與共同體之關系，具有超越一定時間、空間的普遍性理論價值，可以成為陽明學研究的新領域，同樣十分值得學界關注。
注釋
[1]（明）李贄：《續焚書》卷三，中華書局，2009年，第89頁。
[2]（清）張廷玉等：《明史·王守仁傳》，《明史》第17冊，中華書局，1974年，第5170頁。
[3]（清）黃宗羲：《姚江學案·序》，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卷十，中華書局，1985年，第179頁。
[4]薩孟武先生著《中國政治思想史》時，就辟專章“王守仁的思想解放論”，申述王陽明思想的解放意義。參見薩孟武：《中國政治思想史》，東方出版社，2008年。同樣的，蕭公權先生也在其《中國政治思想史》里說：陽明學“雖不敢直接攻擊專制政治之本身，而對于專制政府所利用之正統學術則力加破壞。王守仁開其風，李贄極其流。以儒攻儒，波瀾壯闊，幾乎欲取千余年傳統思想之網羅，一舉而沖決摧毀之。”參見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18頁。
[5]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1頁。
[6]（明）王陽明：《傳習錄》中，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5頁。
[7]（明）王陽明：《傳習錄》中，《王陽明全集》卷二，第88頁。
[8]（清）黃宗羲：《姚江學案·序》，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卷十，第179頁
[9]章太炎：《答鐵錚》，《章太炎全集》第4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9頁。
[10]參見朱承：《良知與信念——陽明后學的政治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7頁。
[11]（明）王陽明：《重修山陰學記》，《王陽明全集》卷七，第287頁。
[12]（明）王陽明：《傳習錄》下，《王陽明全集》卷三，第105頁。
[13]（明）王陽明：《傳習錄》中，《王陽明全集》卷二，第90頁。
[14]參見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
[15] 溝口雄三曾經指出：陽明學“開始致力于把政治-道德的主體擴散到民眾中處于指導地位的、具有自覺意識的階層中去?！盵日]溝口雄三：《中國的沖擊》，王瑞根譯，孫歌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2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