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新是指繼承往圣和諸子基礎上，度越往圣和諸子，既不是照著講，也不是接著講。
不管哪種學術文化、哲學理論思維，若封閉自我，自我設限，便是一條自殺之路。
創(chuàng)新的核心是儒學哲學理論思維的創(chuàng)新，即理論體系的創(chuàng)新，學術觀點的創(chuàng)新，研究方法的創(chuàng)新。
當今世界，在經濟全球化、科技一體化、網絡普及化、文化多元化的情境下，宇宙性、世界性已成為日常話語的主題詞。它與現代第一代新儒家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為生民立命”而發(fā)揚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精神；與第二代新儒家“花果飄零”于異地的文化心理，已大異其趣。無論是世界的，還是中國的，其政治、經濟、文化的人文語境已不可同日而語。哲學的思辨百年來經“古今之變”、“中西之爭”、“象理之辨”的論爭，其人文價值時間、全球生存空間和精神活動邏輯的理論思辨得以呈現。以往以地域性沖突和危機為化解對象的理論思維，已為全球性的沖突和危機的化解所代替。在當前這樣的新時代、新形勢、新危機、新沖突面前，儒學如何“與時偕行”，以新的哲學理論思維體系、觀點、方法來觀照，建構體現當下時代精神的真正的儒學哲學理論思維體系，是當代學者的歷史使命和不容推卸的責任。
一
哲學理論思維的生命和價值，就在于日新、日日新的創(chuàng)新。如果停滯新陳代謝和喪失創(chuàng)新力，那么，哲學理論思維的生命就會枯萎，價值就會隱去。換言之，當代儒學的生命就在于創(chuàng)新，無革故鼎新，儒學的生命也會凋謝。
儒學在其兩千多年演進過程中，盡管有時式微，但總體來說卻生生不息。孔子是在“禮崩樂壞”的社會環(huán)境下，為救世而奔走各諸侯國，在整理編纂“六書”中，吸取其理論思維的營養(yǎng)，創(chuàng)立了儒家學派，奠定了儒學理論思維的基本內容、性質、特征和框架，而成為“顯學”。從諸侯國分封割據到一統(tǒng)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制度的建立，社會實現了大轉型、大變革。儒學如何適應社會的大轉型的需要？如何能長治久安？是當時法、道、儒各家所思議的熱門話題。漢武帝為使劉漢政權“傳之亡（無）窮”，而舉賢良文學之士，以對策的形式“垂問乎天人之應”。經董仲舒“三年不窺園”的殫精致思，吸收先秦名家、法家、道家、陰陽家等各家思想入儒，建構了“天人感應”的新儒學的哲學理論思維體系，回應了漢武帝“天人之應”的垂問，為當時社會治理中所存在的政治制度、倫理道德、政令刑罰、禮樂教化、學術思想等的不一統(tǒng)的沖突，與由此而產生的危機，提出了化解之道，儒學獲得了新生命。
自漢末到唐，由于內外的種種因緣，儒學未能唯變所適地創(chuàng)造出化解現實社會錯綜復雜的沖突和危機，從而淡化了其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理論思維、價值觀念、倫理道德領域的應有智能和效用。盡管如此，儒釋道三教在長期不斷互動、交流、論爭的沖突融合中，儒學以其特有的理論思維、禮樂制度的形式，獲得了生命的存在。
宋元明清時的理學家，以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面對佛教的強勢文化，他們出入佛道，“盡究其說”。既挽救了“兩漢而下，儒家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的頹勢，又融突和合儒釋道三教，把唐代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落實到“天理”上。程顥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于是上自帝王傳心之異，下自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余蘊”。援佛道入儒，適應了新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倫理道德、價值觀念、終極關切的需要，體現了時代精神的精華，使顛錯于秦火、支離于漢儒、幽沉于六朝的儒學，渙然而大明于世。儒學由于理學家的創(chuàng)新，不僅獲得新生命，而且把儒學發(fā)展到頂峰。
二
儒學之所以開創(chuàng)，董仲舒和宋明理學之所以發(fā)展了儒學和賦予新生命，歸根到底就在于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是指繼承往圣和諸子基礎上，度越往圣和諸子，既不是照著講，也不是接著講，而是在“窮理盡性而至于命”的效能上，充分體貼和把捉時代的現實需求和時代的主流精神，以新思想、新觀點、新方法、新話題，建構新哲學理論思維體系，而自己講，講自己。
從董仲舒和宋明理學儒學新生命創(chuàng)新的實現來看，其動力源都來自開放地、“以他平他”地融突古今中外經典文獻、人物思想的和合體。董仲舒是度越了秦法和漢初黃老，平等而尊重地融突吸收先秦各家思想，從而創(chuàng)新性地建構了具有新生命價值的新儒學。宋明理學度越了自南北朝隋唐以來強勢的佛教文化以及僵化了的儒家訓詁之學，解放思想，探賾義理，融合中外，創(chuàng)新儒學，使儒學新生命獲得璀璨地開顯。
從董仲舒和宋明理學創(chuàng)新儒學和儒學新生命的開顯中，可以體認到：
（一）在致思時代所面臨的沖突和危機中，提升為化解沖突和危機的一種哲學理論思維，才能體現為一種時代精神。時代精神作為民族精神階段性的體現，它是對民族的生命存在和民族的尊嚴、價值、意義的理解和把握，是對民族魂、文化根的塑造，以及對民族價值理想、終極關切的追求。它是在長期共同生產、生活的社會實踐和動態(tài)選擇中形成的一種知識，如董仲舒的天人之學或宋明的天理之學，便作為一種時代精神的哲學理論思維而開出儒學的新生命。
（二）學術思想的開發(fā)、包容，是儒學創(chuàng)新和新生命轉生的前提。開放、包容，才能虛懷若谷，廣聞博采；廣聞博采，便擁有與古今中外哲學文化對話、互動、交流的熱情；這種熱情轉為建立一種不同哲學文化間互相平等、理解、信任、尊重地“以他平他謂之和”的機制，才能使儒學保持日新日日新的狀態(tài)。不管哪種學術文化、哲學理論思維，若封閉自我，自我設限，便是一條自殺之路，儒學如此，其生命智慧就必然枯萎。儒學當今和未來的命運，只有堅持開放、包容，才能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儒學才能唯變所適地大化流行，生生不息。
創(chuàng)新是獲得新生命的動力源，這個動力源是古今中外多元無形相的理論思維、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審美情趣沖突融合而和合。如此，儒學必須敞開胸懷，汲取古今中外各種思想營養(yǎng)，其最佳的方法是“以他平他”地對話、互動、交流。對古代的還是現代的中外經典文獻、人物思想、歷史事件，都不要以自我主體已有的定見、先見、囿見、誤見來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斷，這往往會曲解、誤解他者。換言之，這是對他者的經典文獻、人物思想、歷史事件不尊重、不平等對話、互動、交流，這樣就不可能獲得營養(yǎng)，也不可能公平、公正的評價他者。
（三）儒學作為一種時代精神的精華和匯聚，又是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結晶和妙凝，亦是哲學家、思想家主體精神的度越和流行。因此，儒學不斷創(chuàng)新新生命的內在根據，邏輯地蘊涵著三個分析維度：
其一、核心話題的轉向。思想是精神的言說機制，精神總是思想著的精神，思想是確定作為精神的那種東西。哲學理論思維作為一種精神的存在，總是以核心話題（nuclear topic）的方式體現特定時代的意義追尋和價值創(chuàng)新。核心話題的轉向，是哲學理論思維創(chuàng)新的話語標志。董仲舒參通天、地、人三道，實現了從先秦“道德之意”向“天人之際”核心話題的轉向，以“天人同類”、感應相動的“天人感應”學說，適應社會價值平衡、追求理想化中和之道的需要。宋代道學家在著手重建倫理道德、價值理想和精神家園中，完成了對儒釋道三教的融突和合，消融了兩漢“天人之際”的感應氣象，又紹承了“道德之意”的源頭活水，使魏晉“玄冥之理”成為“凈潔空闊底世界”，讓隋唐“性情之原”變?yōu)橄鄬ο嚓P的價值空間，實現了“理氣心性之辨”的核心話題的轉生，核心話題創(chuàng)新性的轉生，使儒學獲得了新生命。
其二、詮釋文本的轉換。文本是思想言說的符號蹤跡，是智慧覺解的文字報告，是主體精神超越的信息橋梁。哲學家必須憑借對一定文本的學習、思慮和詮釋，才能準確提煉時代精神的核心話題，為哲學理論思維的不斷創(chuàng)新打上自己名字的烙印。董仲舒“天人感應”哲學理論思維所依傍的詮釋文本是《春秋公羊傳》。《公羊傳》講究義理闡釋，微言大義地講“大一統(tǒng)”，又雜合陰陽五行和刑名法術等，體現了兩漢經學的天地人感通氣象。宋明理學家以其開放的心態(tài)，創(chuàng)新的思維，從《禮記》中抽出《大學》、《中庸》兩篇，和《論語》、《孟子》合為“四書”，作為理學所依傍的詮釋文本。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元明清三朝的科舉考試的教本，而與先秦孔子所詮釋的文本“六藝”、兩漢經學的《春秋公羊傳》、魏晉玄學的“三玄”（《周易》、《老子》、《莊子》）、隋唐佛學的佛典異，各個時期哲學理論思維所依傍的詮釋文本隨時代精神所體現的核心話題而轉換。
其三、人文語境的轉移。哲學智慧是生命的覺解狀態(tài)。熱愛生命必然追求智慧。哲學理論思維原屬愛智的學問，哲學本是一個民族熱愛生命、追求智慧的心路歷程。因此，哲學理論思維的創(chuàng)新在宏觀演替上，就表現為人文語境隨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歷史變遷而不斷轉移。兩漢大一統(tǒng)、象數繁衍和辭賦華麗的人文語境，以及“百家殊方”道術分裂的情境，董仲舒倡導“獨尊儒術”而“罷黜百家”，從意識形態(tài)上維護大一統(tǒng)的格局。唐末五代的腥風血雨使百花凋敝，學術文化四處飄落，北宋的祐文措施，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從訓詁經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凝聚出能度越以往各種學說的理學理論思維體系。廣開書院講授儒典，興建學校培養(yǎng)士子，兩宋以文德致治，既強化了學者對國家政權的自覺依賴，也促進了文人對民眾生活的親身感受和對哲學思想的自由創(chuàng)造。
哲學思想的核心話題隨時代精神的偕行而轉向；詮釋文本隨主體精神及其自由創(chuàng)造的選擇而轉換；人文語境隨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覺悟而轉移。世界上不存在萬古不變的哲學理論思維的核心話題、詮釋文本和人文語境，一切都變動不居，唯變所適，儒學亦不例外。
當代儒學思想的生命與創(chuàng)新，要深刻反思儒學之所以創(chuàng)新和獲得新生命的歷史經驗，以及儒學之所以衰落以至遭厄運的歷史教訓，在反省這個歷史經驗教訓時，可以獲得諸多的啟迪。儒學的新生命在于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的核心是儒學哲學理論思維的創(chuàng)新，即理論體系的創(chuàng)新，學術觀點的創(chuàng)新，研究方法的創(chuàng)新。宋明理學開出理學的哲學理論思維新體系，體貼出自家“天理”二字的新觀點、新核心話題，運用義理之學的新方法，從而重新煥發(fā)了儒學的青春。
在當代，若要開出儒學的新生面、創(chuàng)新儒學新生命，必須接受宋明理學的經驗，建構“自家”哲學理論思維新體系、新觀點的新核心話題和新方法。若仍是唱唱老調子，就會使儒學愈唱愈衰落，愈唱愈脫離社會發(fā)展的實際、脫離生產、脫離百姓。若執(zhí)著于儒家文本的照著講、跟著講，還秉承衣缽式的接著講、承著講，就會使儒學愈講愈枯燥無味，愈講愈枯竭貧乏，為改變這種狀況，使儒學得以新生，必須像程顥那樣“自家”體貼出新理論體系、新核心話題、新詮釋文本。開出新儒學的生命智慧。
儒學思想未來的命運，其發(fā)展的未來課題，和合學已做了一些相應的回應。儒學經和合學的轉生，以達到人和天和、人樂天樂，天人共和樂的境界。人類在當代所面臨的種種沖突和危機的追求化解之道中，升華為哲學理論思維的核心話題——和合，其和平、合作的和合價值目標，不僅是當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學術、宗教、道德的價值訴求，而且為生命體與他者生命體之間的世界文明對話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合學在未來歷史長河中，期盼其大化流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