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來賓、各位學者、各位朋友：
“東亞禮學與經學國際研討會——暨上海儒學院第三屆年會”今天開幕了。我代表上海儒學研究會表示熱烈的祝賀，并向來自海內外的朋友們表示誠摯的歡迎！
禮樂文明是中華文明的一個主要特質。英國牛津大學的學者羅伯特·恰德（Robert Chard）指出：“在18世紀啟蒙時期的書籍中，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特別是著名的孟德斯鳩基于耶穌會對中國的理解，認為中華文明是一個建立在‘禮儀’上。而非建立在宗教或法律上的文明。”
朱子是一個講理的人，他講兩個理，一個是“道理”的“理”，一個是“禮貌”的“禮”。今天，我們濟濟一堂來討論東亞禮學，朱子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存在。他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禮學復興和重建的關鍵時期，而朱子關于禮學的研究、著述幾乎伴隨著他的整個學術生命。
但是我們在考察朱子的禮學研究的歷程和貢獻時，往往把主要的關切點放在他的理論研究的整合和創新上，而忽視了他的實踐面向。
從現有的史料看，朱子對禮學發生興趣，并下決心將禮學研究納入自己的學術體系主要發生在任同安縣主簿期間。
紹興十八年（1148）朱子殿試中舉，時年十九歲。二十一年（1151），授泉州同安主簿，兩年后上任，時年二十四歲。朱子在同安任上一共四年，這是朱子一生中的第一個官職，也是對他的思想和學術產生重大影響的四年。這四年使一個書生獲得了對中國國情的切身體驗。對同安、泉州、漳州等社會和民情、民風、民俗的近距離觀察，使他深切地感受到社會的“無序”和人際關系中的“無禮”。他看到了禮學重建和禮教復興的現實意義和緊迫感。在泉州任上，他考訂了《釋奠儀》，作《講禮記敘說》，上《申嚴婚禮狀》，作《民臣禮議》，建議纂《紹興纂次政和民臣禮略》，并在縣內頒布了釋奠儀、器用、衣服等圖式，整頓婚禮等。這一切既開始了他對禮學的理論研究，又開啟了他對禮教社會實踐的嘗試。
朱子的禮學研究，始終不忘化民成俗的現實關切，他的《家禮》就是一部把禮學理論付諸社會實踐的佳作。由于他的不懈努力，禮學和禮教的復興得以在宋代成為可能，禮學和禮教再次回到中國人生命意識與社會意識的中心，并由此延續了八百余年，其影響至今猶存。
今天我們來討論禮學，似乎也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形而上的層面。我以為，今天的中國依然面臨著或迫切地需要禮學和禮教的重建。上個月，我訪問日本，有幸見到吾妻先生。我對他說，我正在利用婺源縣的紫陽書院做禮學落地的社會實驗。我告訴他，我希望婺源縣的中小學對所有學生布置一道“家庭作業”：早上起身后要向父母請安，上學時要向父母道別，放學回家要向父母稟報。吾妻兄聽后大吃一驚說，這些事情在日本是不言而喻的，每天都在做的呀。我也很感慨，說：“可是我們把它丟了。所以我要在婺源做個實驗，把它們重新拾起來。”這件事充分說明，當今中國恢復禮學和禮教具有現實意義和極大的迫切性。朱子在八百余年前的社會實踐和我在婺源縣的實驗都證明，禮學與禮教在中國的復興是可能的和需要的。
最后，我要說明：我所謂的禮教，不是宗教，而是關于禮的教育。
謝謝大家！
注：這是作者在復旦大學2019年6曰8日召開的東亞禮學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