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燚：西周禮樂美學的演進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作者：王燚 2024-01-09 11:03
有周一代，禮樂不斷被建構和完善，朝野上下呈現出一派文質彬彬與頌聲洋洋的景象。周人對待禮樂，一方面繼承前代之遺風，另一方面也創構了屬于自己的審美體系。此期，禮樂被重新規定，不僅成為美和藝術的象征，還是政治的一種詩性表達。由此，西周進入了禮樂美學時代。
制禮作樂
周人翦商之后，統治者通過平定叛亂與分封天下的方式，終使整個王朝穩定下來。在此背景下，周公開始制禮作樂。《尚書大傳》載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禮記·明堂位》也說，周公于“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由此看來，周人試圖將禮樂的審美價值滲透到國家政治建構的方方面面，使其成為彰顯政治理念、政治意識或倫理道德的重要手段。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中說，周公“興正禮樂，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它讓人首先從內心和情感上認同，進而達到對統治觀念認同的目的。政治因其詩意更易于被人們接受，與此同時，美和藝術因和政治的關聯也會獲得一種社會價值。也就是說，政治因美和藝術的介入，不再成為赤裸裸的教化或規范手段。從這一點來說，西周所形成的以禮樂為中心的審美體系，達到了審美與政治的完美融合，并成為后世歷代帝王將相治國理政所追求的理想目標。
當然，西周禮樂兼具政治、倫理與審美之意涵。這意味著，禮樂既是政治的、倫理的，同時也是審美的。禮樂審美既暗含著政治的理性追求，又內蘊著德的人性基礎。從這個意義上看，西周禮樂美學可表述為以德為內在基礎，以禮樂及其形態為感性顯現的審美化的政治形式。《左傳·文公十八年》載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可見，周人宣揚其先王先祖之德，并使之成為當時的精神信仰與價值理念，其目的在于為自身的統治找到合法性依據。德一方面與天命形成呼應合一，另一方面也與禮樂形成內在關聯。它因擁有天命的光韻而擁有了美的意義，又因禮樂的外化而顯現出美的意蘊。實質上，德美既是一種內在的美好德性，也是一種外在的美好德行。有德之人往往既有“恭明德”的理性之美，也有“秉威儀”的感性之美。德與美的合一，正是周人審美思想的重要特點，同時對中國古典美學中“美善合一”的審美范式產生重要影響。
總之，西周禮樂美學呈現出來的是一種審美化的理性秩序。它一方面指向外在形式的規范化，另一方面指向內在人性的道德化。如此一來，有周一代逐漸構建出了審美化的文化特質與思想體系，對于個體命運、社會運作與王朝治理都產生重要影響。正是如此，一個風雅的、郁郁乎文的王朝和時代已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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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樂之美
美學是一門感性學，即研究感性認識的學科。我們把西周禮樂及其形態作為美學研究的對象，主要還是基于它的感性因素。禮樂本身就是一種感性的審美活動，它是圍繞人的行為活動形成的一種動態的審美過程。
在周人看來，所謂雅化的生活即是禮樂生活。這種禮樂生活滲透著一種理性秩序的訴求。周之貴族在禮樂活動的往來中，區分出了身份的貴賤、地位的高低、官職的大小、財富的多寡等。也就是說，他們通過禮樂的各種感性形式彰顯一個區分于日常行為的雅化活動，以凸顯自身與眾不同的身份地位與政治權力。正因如此，他們極力追求禮樂審美活動的規范性，以強化其內在的理性秩序。這是美對王朝政治滲透的結果，也是人類社會不斷擺脫野蠻而走向文明的內在需求。
所謂禮樂，不單單指禮儀和樂舞，還包括由之所關聯的人體、言辭、輿服、車飾、銅器、紋飾、建筑、天地等。《左傳·桓公二年》的相關記載可以從側面反映這個問題。“君人者”不僅要以德“臨照百官”“以示子孫”，而且要在行為、穿著、色彩、車飾等感性形式方面彰顯威儀。其載曰：“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旗旗，昭其明也。”這樣，由禮樂形式所顯現的儉、度、數、文、物、聲、明，充分顯示出一種感性與理性的交織之美。《禮記·少儀》云：“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從這個意義上看，禮樂之美既是禮樂自身的顯現之美，也是圍繞著禮樂展開的各種感性形態之美。
進一步言之，所謂禮樂之美是所有這些感性形態有機地、連續性地營造出來的審美之域。在此審美之域中，天地神人共同映現出來，使禮樂之美蘊藉著一種神圣性。這個審美之域越為人們所接受，就越加強其背后蘊含的等級秩序與統治訴求。這是美介入政治的一種方式，也是周人開創新統治范式的一種表征。這種以詩性禮樂影響王朝統治的方式，啟發了先秦儒家思想，并成為其政治美學主要的思想來源。孔子就非常推崇西周王朝，他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當然，這個時代對后世的政治、文化、美學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由盛而衰
西周禮樂美學經歷了一個由盛而衰的演進過程。西周早期和中期，禮樂美學經過不斷的構建和實施，對王朝的政治與人格的完善形成了有效的助力。但是，這種情況在西周晚期悄然發生了變化。首先，王室貴族的統治力有所減弱，諸侯權臣的勢力不斷擴張，致使詩性化的禮樂在功能上處于減損狀態。其次，周王朝與外族之間發生多次戰爭，使得王朝的實力不斷遭到重創，甚至處于一種風雨飄搖的狀態。在此背景下，禮樂美學也受到強烈的沖擊。從考古資料來看，西周晚期的墓葬規模、列鼎制度與樂器組合等方面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僭越。
也要看到，禮樂美學自身的局限性也是導致其由盛而衰的重要因素。首先，禮樂在西周之前與宗教性的活動相結合，往往內在地滲透著一種神性，因而受到世人的尊重和恪守。周公“制禮作樂”之后，禮樂漸被蕩滌掉神性的因子，形成一種政治、倫理、審美的規范。正是因為失去了神圣的光環，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才成為世人“突破”的對象。其次，雖然禮樂對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都有所滲透，但是諸種煩瑣的規定必然會因日常生活的失序而遭到解構。西周晚期，“厲始革典”、厲王止謗、宣王料民等，即是最好的確證。《國語·周語上》記載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于是就親自“料民”，即查點百姓之數，以便“賦令”。這種事情本應有司行之，宣王這么做顯然違背了當時禮制。再次，隨著時代的變遷，由周人苦心孤詣制作出來的禮樂的完整性也遭到破壞，甚至會被漸漸遺忘。如孔子所言：“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此番言語指出了禮樂體制的弊端之所在，可謂一語中的。在歷史進程中，禮樂在因循與減損之間，也會失去自身的典范性。總之，禮樂在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可以用美去介入政治，形成一個“美治主義”的王朝。但在長期實施過程中，它們的權威性會受到挑戰，也會受到僭越，從而致使社會秩序逐漸處于一種失范狀態。從這個意義上看，春秋戰國時期呈現出來的轉衰現象或是一種必然趨勢。
綜言之，禮樂在西周王朝的頂層設計、社會運行與個體生活中處于核心地位。由于它在本質上具有美和藝術的因子，所以西周政治也會彰顯出一種藝術化和審美化的精神風貌。禮制、禮儀、禮器與詩樂舞等在審美與政治兩種價值系統上的內在融合上，都表現出了高度的一致性。由此，西周在前代的基礎上創造了一種相對優越的禮樂體制。從這個意義上看，有周一代真正開啟了古代中國禮樂政治、禮樂審美、禮樂文化與禮樂文明的傳統。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作者：王燚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秦漢時期的天下觀及審美地理學研究”負責人、河南工業大學副教授】
編輯：衣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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