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資源與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
來源：光明日報作者：陳野 2024-05-11 10:09
作為我國學術傳統重要組成部分的地方志，是中華文明的文獻載體和連續呈現，具有鮮明獨特的中國古典學術特質。以務實解剖和深入研究，從修志傳統和志書內部實證化地觀察分析中華文明得以傳承的具象場景、機制和路徑，可以借此深入認識中華文明的特征和形態，從思想、理論和方法等角度，提煉有益于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歷史資源。
中華文明孕育特色鮮明的方志傳統
方志傳統植根于古代中國農耕社會，具有與農耕文明高度契合的內部結構和基本特質。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方式與志書相對封閉的地域性和超穩定的框架結構，崇尚禮制教化的社會治理方式與志書的官修制度，穩固的歷史觀念、文化形態與志書不斷續修的連續性，鄉土情誼與修志所需的情感動力，鄉紳階層的穩定堅守與經濟資助，大姓宗族生活經由志書轉換為公共歷史的內在邏輯等，都內生于文化傳統。
地方志作為全面系統記述一地歷史與現狀的資料性文獻，既與一姓之譜、一國之史構成古代中國的主要歷史記載系統，又超越于家譜僅記家族活動之局限，充實了國史疏于地方實情之不足。縱貫從省至縣以至鄉鎮村的方志編纂體制和數量眾多的各級志書，以一地行政區劃、地理形勝、風土人情等為筑基之本，作縱橫交錯的梳理記錄。修志者秉持“存史、資治、教化”的編纂宗旨、“述而不論”“生不列傳”等編纂思想、“橫排縱寫，門類齊全”等編纂方法，既以獨立之作全面反映記述范圍內的地情，又以組織架構井然有序、內部關聯密切相承、記述內容系統完整的多級成果，建構了行政層級分明又上下貫通、區域邊界清晰又平行互動的文本形態，形成特色鮮明的文獻系統。
文獻之外，更深層次的特色，在于其功能。關于方志功能，方志學強調“存史、資治、教化”的政府訴求，歷史學則重視其史料價值。而若深入探討，則可見其形塑和維系中華文明的功能。所謂形塑，特指文化傳統的即時性建構與志書載述。“形”者為形成，強調社會創造、文明積累的自然過程，以客觀累積為主要方式，體現在修志之中，即是對客觀史料的全面收集；“塑”者為塑造，強調人為采用、編組的整合過程，以主觀選擇為主要方式，體現于志書的修纂主體、編纂思想、編纂行為、集體意識之中。所謂維系，包括保育和傳續兩個方面，特指文化傳統的歷時性過程與志書表達。前者強調基因、結構、特征等內部要素的融匯穩固，后者強調文化傳統革故鼎新的動態延續。體現在方志中，與其代有修纂、文本累積、民眾情感和文化認同等相關。
本土根脈、宗旨理念、文本形態、文獻系統和內在功能，匯聚集成為中國特色濃郁鮮明的方志學術傳統。
地方志具有形塑中華文明的基礎性作用
地方志具有地方性、全面性、連續性、官方性四大特征。地方性以特定地域為記述范圍多層級據地而書涵蓋全域，全面性以門類設置和內容記述充實內部結構，官方性以資治教化等政治訴求為編纂宗旨并基于國家意志引導整合地方文化，連續性產生相沿不輟的修志行為和志書文本序列。特定空間區域、多元內涵要素、核心價值理念和時間接續綿延四者有機結合，賦予方志在特定地域內長時段伴隨、觀察、記錄和融入當地社會生活的通達路徑，在建構文化傳統上多有建樹。
地方志門類設置的完整性，集聚了一地事物，形塑和維系了地方知識體系；資料征集的廣泛性，合成了一地文獻，形塑和維系了地方文脈傳承；內容記述的豐富性，匯聚了一地社會活動，形塑和維系了地方生產生活秩序和基層社會運行機制；編纂行為的連續性，連綴了一地歷史傳統，形塑和維系了地方文化認同；編纂目的和作用的功利性，造就一地精神依循，形塑和維系了主流意識形態價值觀；國家層面的一統志，既是國家政治理念、治理方式、教化旨意對地方的傳達、灌輸和引導，更是朝廷掌控各地地情、溝通中央與地方關系、加強地方文化交流和整合的文治之法。從構筑基礎性的地方知識體系、強化面向大眾的地方文化認同、凝聚精英導向的地方文化共同體、完成國家視野下的地方文化整合、為中華文化輸送新鮮成分和養料等方面，對中華文明起到基礎性的形塑作用。正如梁啟超所言：“各地方分化發展之跡及其比較，明眼人遂可以從此中窺見消息，斯則方志之所以可貴也。”（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地方志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本土取徑
方志學術傳統內涵豐富、形態完整、特色鮮明，是具有主體性、系統性和連續性的本土知識體系，是當下建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可資取用的歷史資源，試分析如下。
知識結構的形塑機制。方志按照事以類分的原則、以“橫分縱述”的編纂方式，對紛繁現象作出分析梳理，組合為以類相從、結構完整的知識序列和整體結構。如明萬歷《錢塘縣志》以紀疆、紀勝、紀制、紀都、紀官、紀士、紀獻、紀事、紀文、外紀分類條列，“彬彬乎博收約取，自相錯綜，明纂述之事”。各紀排列則以傳統社會固有觀念為依循。方志中的地方知識體系，并非一成不變的存在。志書重修、續修中的史料增刪、校訂，程度不一地呈現出微妙而深刻的歷史印跡，形成“層累地造成”知識結構的過程和結果，堪稱知識體系日新月異的源頭活水。
文化生產的動力機制。在修志活動中，朝廷基于鞏固皇家權力、強化地方控制、實行禮治教化等旨意的實務操作，體現以大一統為核心的國家意志，是志書編纂起始與終極的目的所在；地方政府因其守土之責、因循傳統和文化修養，特別是方志在掌握地情、征收賦稅、興利除弊等方面的實用價值而產生主修動力；地方鄉紳、宗族世家出于桑梓之情、個人聲望、家族利益等緣由而保有持續充沛的修志熱情。此三者綜合交錯，形成修志推力。由此可窺，志書文本的產生，深刻受制于朝廷國家意志、地方政府實務考量和本地鄉紳宗族的文化話語權力，織成利益網絡。三方利益主體于此中纏結互動、博弈角力、分化整合，形成方志文化生產的動力機制。
價值整合的認同機制。作為官方主導的修志活動，各級政府的行政權力和條件保障，賦予志書思想內涵和政治能量，決定了它必然是古代中國社會禮法制度、道德倫理、社會教化等主流知識體系的承載者、傳布者和踐行者。并在此基礎上加以有機整合，獲取凝聚正統價值觀念的集體認同。這種整合不但貫穿于省市府縣各級地方志書之中，尤其以國家層面的一統志修纂表現得最為集中，深刻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
社會應用的傳導機制。相沿連綿的修志傳統，保育和深固了地方歷史之脈、鄉土桑梓之誼、家國故園之情、鄉里認同之心，是古代中國應用知識體系涵育教化社會的重要資源和途徑。明代聶心湯在萬歷《錢塘縣志》自序中言：“維風莫大于敦俗，敦俗莫先于著教，比事連類，托物寓警，俾閱是編者，察吏治所以良窳，財賦所以盈縮，人才所以虛實，戶口所以登耗，風氣所以淳侈，于以早見力挽，酌弛張而分輕重，此可以宣風教。”清晰表明以知識的應用和傳導達到柔性教化社會風氣的意圖。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建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就其文化本源、歷史邏輯和學理基礎而言，須得深入悠久綿長的古代學術傳統，堅守科學嚴謹的治學態度，從我國作為獨立、完整、成熟的文明主體的根柢處起步，于中華文明創生與傳承的歷程中回溯探尋，以專業態度分析提煉其中具有自主價值的元素和特質，為當代學術發展和文化建設提供歷史依托和學理支撐。
（作者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編輯：翟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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