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當代和方法——關于《散文的變身》里的三種對談
來源：澎湃新聞作者：陳芳洲 2024-07-23 09:14
《散文的變身》所輯論文在“文體”、“當代”和“方法”三個方向，呈現(xiàn)出非常有趣的“對談”。這種“對談”不僅存在于三個方向的話題內部，造成正反兩面的辯論，還交叉存在于三個方向之間，頗有漁歌互答的支持。本書主編張怡微在代序中介紹本書“可視為復旦創(chuàng)意寫作專業(yè)就‘現(xiàn)代散文’話題的最新研究成果”，那這種或持分歧、或有互文的對談，也可以顯示出該專業(yè)對散文理論復調式的包容和開放。
“立”還是“破”：散文文體的議題懸置
“時間過去，許多事物和想法在變化，卻也有不變的，在這里就是，追索散文的文體邊界”——在本書開篇《散文散見》中，王安憶就提出了現(xiàn)代散文中尚無定論又無法繞開的“古典議題”。
持續(xù)不斷地討論可以證明闡釋散文文體邊界的困難。伍華星以“記憶詩學”為其命名，王安憶在肯定“記憶”是文體命名上的好說法的同時，也指出了其中潛藏的“透明和脆弱”；陶磊將其討論框定在“復旦傳統(tǒng)”之中，王安憶又指出當中他所依賴的路徑是“老實且有效的辦法”，卻也看到“簡化了材料”的一面；張怡微嘗試著多元化的文體闡釋，王安憶則更看重她提出的“白話文”。在論文的評述中，能夠看出王安憶對文體界定的謹慎態(tài)度，直到評論周燊的論文，她才認為散文文體邊界的定義“到了核心地帶，也就是起始之初，修辭”。周燊認為“散文作者的創(chuàng)作筆調有時與戲曲演員的唱腔、韻白是殊途同歸的”，她的創(chuàng)見是把散文的“散”和戲曲的“曲牌”兩相對照，以“唱腔”連接不同曲牌，達成風格上的一致。王安憶稱贊“周燊‘戲曲唱腔’一說，提醒我們修辭的世俗化過程”，而昆曲里的曲牌如海，“曲中曲，牌套牌，其實很像文章的結構”，用“相對松弛的‘曲’”，“將取消差別的大趨勢稍稍拉回，回到經典中的秩序”。
而王安憶對散文文體也有自己的看法：“我相信工具，甚至可以說是工具論者，人類進化的重要標志就是使用工具。散文的文體大約就是工具的性質，用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此自己創(chuàng)造彼自己?！?/p>
如果說王安憶有著封閉散文文體的“立”論興趣，本書又隨即介紹了另一脈對于突圍散文文體的“破”論探嘗。《在白與黑的交集地帶》中，項靜寫到三位作者對散文文體界限的模糊性思考：散文作家周曉楓“希望把戲劇元素、小說情節(jié)、詩歌語言和哲學思考都帶入散文之中，嘗試自覺性的跨界，甚至讓人難以輕易判斷到底是小說還是散文”；散文理論家祝勇則“以‘新散文’的名義提出無限開放的散文文體革命”；散文作家李修文則認為散文是“提供出一個無限真實的精神個體。這個精神個體，可能才是這個時代最大的真實。在我看來，一切無法準確表達內心的文體束縛，都應該把它撕破”。從她介紹的三位作者反叛文體界限的嘗試里，也能得見項靜的態(tài)度：“在中國語境中，報告文學、散文與非虛構寫作都有一些界定不清但大體可以辨認的特質，事實上我們也無法創(chuàng)造出嚴格的概念和文類歸屬。文學真正的力量恰恰來自于對舊有觀念的掙脫和對世界的即時反應，不斷去打開經驗鮮活的切面。”
與此呼應的是，史玥琦從“垮掉派”所處爵士時代里，把握住當時音樂對散文“氣口和旋律”的影響，使“此類散文同詩歌一樣一度充滿了抒情的‘號角’”，而若把這種時代經驗放在當下，則對照出“國內以短視頻為載體的口頭散記式敘述”可能會以“聲音的面目”探索出更廣的散文文體范圍。另一篇，馬藝璇也嘗試從耶利內克所寫的《啊，荒野》，“探討小說作品散文化演藝的復雜性與可能性”，從而在二者“巨大的游離空間中尋求值得借鑒的跨文體創(chuàng)作模式”。
“散文究竟是什么”的古典議題雖然仍舊沒有得到完全解決，但它作為根基，卻能不斷觸發(fā)關切散文的學者的思索，這也許才是議題懸置的真正意義。繼續(xù)往下閱讀和討論，還將繼續(xù)看到它對散文理論的各種影響。
多元背景與數(shù)字面向：散文發(fā)展的當代進程
實際上，散文文體的討論已然無法脫離當下的時代特點。當代進程顯示散文自身發(fā)展與外部環(huán)境處在相互影響的關系之中。張怡微從非虛構的本土溯源中，發(fā)現(xiàn)了“現(xiàn)代散文”或者“當代非虛構”都在發(fā)展進程中“隱藏著模糊的學科邊界”，而其中“非虛構”與“歷史學”“人類學”的跨學科融合，使得“民族志”中也留下廣義散文的疆域邊界。對民族志跨學科的融合，不僅只是散文物理上的邊界擴張，而是其對民族志功能和意義上的補足：“民族志要回應的問題是‘人類是什么’，傳遞的是關于人類的知識……民族志寫作不足以發(fā)明新的情感結構，也沒有改變世界的動能，它的寫作目標不是傳遞復雜思想與心靈的能量……對這種研究方法的認知，基于對于差別性的淡化，這在處理復雜的個體上，難免會遇到問題。文學，恰恰是應該這些研究成果無法應用的部分，他們制定的研究目標必然遺漏的人的問題?！蓖瑫r，顧曉清從當代民族志的實驗范本中，介紹了“什么是好的民族志”。
除了學科互補之外，本書還提供了更多的當代散文多元現(xiàn)象。尹潔提到了醫(yī)學人文視角下的失智癥書寫，趙皙觀察到香港地區(qū)“在地”和“我城”的“地志文學”，張馨怡把黃仁宇的歷史論著納入散文跨學科延觸的邊界，余龍杰則介紹了香港地區(qū)文學獎項對于地方文學發(fā)展路徑和審美取向的影響。
除了多元面向之外，當代進程還預示了未來散文的發(fā)展面向。數(shù)字技術和人工智能幾乎成為如今繞不開的一個話題，討論散文時亦是如此。朱婧認為，利用移動終端傳播的下沉和快速，普通寫作者在散文創(chuàng)作時擁有了更大的權益和便捷，博客、微博、朋友圈等都是散文擴張的物理介質，而散文也從傳統(tǒng)紙媒對其形式的限制當中，激發(fā)了更多的文體潛能。同樣是基于移動終端和數(shù)字媒介搭建的創(chuàng)作平臺，張禎便不再持有朱婧溫和樂觀的態(tài)度，而無比嚴厲地批評了其中的“自戀”，“有些散文的情感不再具有反抗力量，而是淪為純粹的裝飾物，乃至成為消費主義開疆辟土的擊鼓手”，從而警示出新興技術對散文創(chuàng)作的負面可能。
需要補充的是，散文的發(fā)展也不僅僅是在數(shù)字影響之下。胡桑便從山水移情的角度，討論了散文寫作的可能具備的生長空間。
思想、技巧、評論與教學：散文方法的功能適用
關于“方法”的對談，則把對散文的關切回歸到更為傳統(tǒng)的面向當中。汪雨萌“確認散文是最接近中國思想史方法而非材料的文體”，借由郁達夫梳理“散文的心”（而非文以載道的“道”）的發(fā)展歷程，結合向陽對“打破傳統(tǒng)散文圈柵欄”的積極呼吁，將散文的關切中心由文體形式轉回表達內容。她認為散文應以日常生活所持思想性和現(xiàn)代性的方向為出發(fā)點，成為“充滿了個人性、調和了任性與社會性的，充滿了人格魅力的散文創(chuàng)作者”。這種從形式到內容的轉向意圖，弱化了散文文體本身的規(guī)則和限制，而提高了散文作者對創(chuàng)作影響的權重。隨著這種意圖自然而來的是對散文作者的要求：“創(chuàng)作者必須質疑和主動調整自己一貫學習的數(shù)據(jù)庫，包括日常生活數(shù)據(jù)庫、虛擬生活數(shù)據(jù)庫和寫作技術的數(shù)據(jù)庫……寫作者身份需要更加多元，或者說寫作者需要具有更廣泛的經驗，或可模擬和想象的范圍更廣，能力更強，能夠突破更多層級的繭房進行傳播，被閱讀和觀看?！?/p>
的確，與其字正腔圓、擲地有聲地去封閉和定義散文文體，我們不如承認文體方向暫時無法全面闡釋的局限，而將注意力轉向更靈活且可行的創(chuàng)作者本身。事實上，任何的定義和闡釋都具有時代局限性，就像當代散文文體的闡釋明顯弱于古典散文文體的闡釋，局限其中容易走向證偽、式微和僵化，跳脫出來才能看到，散文文體邊界的被模糊、甚至被突破，并不是一種倒退和限制，而恰恰是增加自身彈性和空間的契機。汪雨萌將彈性空間錨定“思想”這一方法，讓散文如魚獲水，很可能成為當今“中國人最倚重的、最依賴的文學類型”。
賀俊逸用“以小見大”接棒了汪雨萌對于創(chuàng)作者的要求。他認為“以小見大”作為“一種非虛構的敘述方式”，其屢屢成功的原因在于“小”的觀察視角和敘述落腳。比起宏大的背景，“小”能見諸具體個人，雖然無法宏觀概括歷史流動，卻能從“經歷者的視角”把握住“無數(shù)被忽略的細節(jié)之美”。他認為，“歷史研究/非虛構寫作，或許可以借鑒這種視角區(qū)分的維度與側重”。如果我們還記得前文“文體”屬下，張怡微論證的散文和民族志的多元文體（原論題目可見其也是一種“方法”），便能夠看到張賀二人頗為默契的對話認同?？紤]到張怡微對散文由來已久的關注，以及賀俊逸身為編輯的一線經驗，散文和民族志、或者說歷史研究和非虛構寫作之間的界限模糊及功用互補，可以算作是今后值得注意的一條相互交纏的廣義散文的發(fā)展路徑。
評論是散文（包括其他任何文體）不可缺少的審美提煉和自慎自省的“方法”，對散文的發(fā)展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戰(zhàn)玉冰指出了張新穎隨筆集中的“學識、詩意和有情”，謝詩豪看到了奈保爾游記中的“特寫”；而張心怡則把散文本身作為“最接近‘生活’”的方法，這也與朱婧所持散文是屬于普通寫作者的大眾寫作的觀念不謀而合。同時，張玉明和范淑敏從散文教學的課堂示例中，從教學過程和教育意義兩個方面，展示了散文作為教學的“方法”。
寫在末尾
本文主要聚焦于國內的散文發(fā)展，因此《散文的變身》所納包慧怡論文《從歌謠到羊皮：古英語散文傳統(tǒng)的開篇》未能進入討論范疇，但其提供的古英語散文傳統(tǒng)及其后續(xù)的發(fā)展，也同樣啟迪了我對散文的看法。
實際上，主編張怡微也介紹了我參與會議卻未能提供最終論文的情況，在此對我的拖延深表歉意。但放棄提交論文，卻也實在因為自己當時還未能思考清楚關于散文的種種細節(jié)。從我的角度來講，此刻在寫的書評，反而比當時要寫的論文更適合——在看與寫的過程當中，我的散文知識漸漸增長，思索也逐漸增多，以致最終能形成這篇書評。
如前所述，王安憶認為散文“是用此自己創(chuàng)造彼自己”。由此我想，散文是無法被咄咄逼近的AI所取代的一種文體（無法免俗地總是要提到AI），從讀者和作者形成的關系來看，讀者對散文的興趣，實際就是一個真實的人對另一個真實的人的興趣，存在于讀和寫之間的情感流動，既可以獲得強健情感力量的指引，也能夠共情那些受傷、掙扎、敏感和脆弱，并在這些復雜真實的情感流動里，得到心靈的認同、寬慰和依戀。散文最親近普通人。
張怡微、陶磊主編《散文的變身》，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創(chuàng)意寫作碩士，復旦大學中文系現(xiàn)當代文學博士）
編輯：關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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