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海濤：孔子“同問不同答”的啟示
來源：《走進孔子》雜志作者：姚海濤 2025-01-08 18:23
作為中華文化絕佳代表的孔子有著多重身份，宋人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今人講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無論是其光輝博大的思想，還是其高尚的精神品格，都值得后人學習。在眾多身份之中，孔子作為教師的這一身份深入人心。孔子在春秋末年開辦私學，傳承華夏文脈。孔子的教學方法與普通人的學習經驗極易發生共鳴，具有穿越千古的典范意義，時至今日依然能夠啟迪教育者與學習者。
孔子博物館藏《孔子講學圖軸》
孔子興辦私學有兩大關鍵詞：一是有教無類；二是因材施教。
有教無類指的是“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荀子·法行》），夫子以廣闊的胸懷接納天下向道求學者。孔子自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后所引《論語》僅出篇名），以此來保障民眾的普遍受教育權。作為較早的私學興辦者，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將平民階層納入受教育者行列，打破了周代貴族子弟壟斷的受教育特權。在此意義上，他是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先行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可見弟子之眾，教化之廣。觀察弟子籍貫可見，孔門弟子來自春秋列國之魯、齊、衛、宋、陳等。分析弟子家庭可知，既有達官顯貴子弟，也有普通平民子弟。孔子對所有的學生一視同仁，有教無類，且收費低廉。私學的興起在一定意義上醞釀出先秦諸子百家爭鳴這場文化盛宴。
因材施教指的是因應受教育者個性、稟賦、學習基礎、接受程度等的差異而給予其不同方式與層次的教育，強調教育的個性化與接受度，以此來保障教學的有效性。孔子意識到教育理念與教學方法的重要性，貫徹因材施教的理念、策略與方法，在具體的教學中身體力行。
透過《論語》《孔子家語》《荀子》《韓詩外傳》《說苑》等典籍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方法靈活多樣而又萬變不離其宗。其教學多以一對一的互動問答或一對多的小組討論展開，屬于問答式、探究式教學。通過梳理孔子與弟子的問與答，我們發現孔子并不預設標準答案，盡顯學生回答的個性與風采。從教學效果來看，孔子所培養出來的學生不是流水線上的“標準產品”，而是具有獨特個性與特長的活生生的人。再現并反思孔子這些“同問不同答”的教學現場，對于今日的教育教學工作當大有啟示。
一、同問不同答，反映弟子現狀差異
《論語》一書是記述孔子回答門人弟子及時人問答的語錄體著作。其中，問答涉及范圍極廣，包括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大體言之，有為人、為學、為政三大向度，而尤其重視為人。所涉問題則有問孝、問仁、問智、問明、問行、問政、問友、問交、問恥、問詩、問社、問死、問陣、問津、問成人、問為邦、問好學、問君子、問事君、問為仁、問禘之說、問聞斯行諸、問禮之本、問事鬼神、問善人之道、問崇德辨惑等。不少問題由于問者比較集中，孔子因材施教，不以“標準答案”回應，采用了同問不同答的方式。這充分體現了孔子對弟子提問的重視，對弟子個體差異的了解以及對教學規律的正確把握。
論題較為集中的要屬問孝。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四人曾向孔子問孝，孔子的回答皆不同。孟懿子問孝，孔子僅簡答以“無違”二字。大約是孟懿子已經領會了“無違”之義，故沒有進一步追問，孔子也沒有作進一步申述。或是擔心孟懿子沒有領會“無違”深意，或是出于對另一弟子樊遲的教誨之意，或是兼而有之，孔子將這一問題拋給樊遲，并進一步闡發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政》）根據《史記·孔子世家》所言，孟懿子在父親去世之后從孔子學禮。孟懿子問孝，孔子對父母之“生”以四字闡釋，而對于“死”卻以八字闡釋，特意強調喪、祭之禮，當因孟懿子父親已亡之故。
當孟懿子的兒子孟武伯問孝時，孔子卻答以“父母唯其疾之憂”（《為政》）。對于此語，歷來有不同的理解。是父母憂子女之疾，還是子女憂父母之疾？莫衷一是。甚至有人將“疾”理解為“寡人有疾”之“疾”（缺點）。筆者以為，父母為子女的“缺點”發愁，此解著實不當。以《論語》中“問孝”之例推求之，當是強調子女對父母的責任，此孝體現在子女對父母疾病的關心上。由于歷史記錄缺乏，不知孟武伯的父母是否有身體不好的情況，但以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學原則推測，此事大有可能。
子路與冉有同問“聞斯行諸”，孔子的回答也完全不同：子路聽到一件事，當去詢問父兄，而不是馬上去做；冉有聽到一件事，當馬上去做。對此，弟子公西華大惑不解。孔子解釋說：子路因性情過于激進，做事易魯莽沖動，為了壓壓他，所以答之以不可聽到便去做，當先問父兄，然后行之；冉有因性情謙退，做事優柔寡斷，所以孔子鼓勵他，聽到了就要馬上去做，以調動其主動性。可見，孔子因材施教是建立在對弟子性格整體把握的基礎上，答案則是對弟子行為的有效指引。
孔子“同問不同答”背后的邏輯是問題與答案間當有具體的人與事的關聯性。這也展現了弟子自身情況的差異性與復雜性，以及孔子對弟子情況的熟稔。孔子的回答皆能切中問題要害，原因在于答案是從弟子性格之中得出，是深入到具體問題內部機理之中，且經過孔子綜而合之、剖而析之、判而斷之后的結果。唯其如此，才是切中肯綮的真答案，才是坐言起行的好答案。
二、同問不同答，凸顯對現實的批判
社會問題總是層出不窮，自古皆然。唯有批判，社會才有進步之可能。孔子對社會問題極其關注，問答之間亦展現其對現實批判的面向。
問孝之事，在《論語·為政》中尚載有子游與子夏之問。孔子批判、糾正了“今之孝者”對孝片面化、褊狹化的理解，體現了他對社會動向的關注與養老問題的關心。在對子游問孝的回答中，孔子挖掘出“敬”的含義，使其成為“孝敬”一詞的語源。如果對于父母的孝僅視為“能養”的物質贍養層面，而沒有達到“敬”的精神贍養層面，那么，贍養父母和養活犬馬又有什么分別呢？
子夏問孝，孔子提出了“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為政》）“難”的繁體是“難”，此處“難”當為“戁”之訛。“戁”有恭敬的意思，“色戁”是子女對父母態度要恭敬、和顏悅色之意。在回答中，孔子再次批判當時社會上對孝的偏頗認知：只是替父母做事，以飲食供養父母。孔子明顯對孝提出了更高的精神贍養要求。孔子在回答子游問孝時的靈魂追問與其對子夏問孝的回答，讓孝的意義升華了，奠定了中華孝文化的典范意義。
子夏畫像
再如問政，在弟子之中，有子貢問政、子路問政、仲弓問政、子夏問政、子路問事君、顏淵問為邦等。在非弟子之列，又有葉公問政、齊景公問政、季康子問政、魯哀公問政等。正因有如此多的素材，《韓非子·難三》才演繹出楚葉公、魯哀公、齊景公接連問政的故事。因孔子對三人的回答各不相同，子貢問其故。孔子認為，三人面臨的具體問題不同，所以回答各異。葉邑都大而地小，老百姓有背叛之心，所以孔子對葉公的回答是“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三大臣障蔽君主，結黨營私愚弄魯君，排斥他國賢人來魯國，所以孔子給哀公的答案是“政在選賢”。齊景公揮霍無度，修筑雍門，建造路寢高臺，甚至一天中各以三百乘之家賞賜三人，所以孔子的建議是“政在節財”。
三、同問不同答，尊重弟子才性差異
孔門弟子才性不同，其中極為優秀的十個弟子各有勝場，分為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四科，組成了“四科十哲”。其他弟子才性之間也存在差異，此通過所問問題及領悟孔子對答的程度，可見一斑。
子夏與子張對于“交”有不同的理解。子夏認為，可以交往的人才去交往，而不可結交的人就拒絕。子張則認為，自己聽到的教誨與此不同：君子胸懷能容天下之人，既能尊敬賢人，也能接納普通人。實際上，二人的說法都有一定道理。相較而言，子夏的交友之道更加現實，子張的交友之道則偏向理想一端。
樊遲雖位列七十二賢弟子之中，但與子貢、子路、顏回等“四科十哲”相比，稟賦資質略遜一籌。他非常好學，有疑則問，曾多次問孔子。但某次樊遲竟向孔子“請學稼”，實屬非所當學當問。所以孔子批評道：“小人哉，樊須也！”（《子路》）此章并非孔子鄙視勞動人民之證，反倒證明了樊遲所問非是。當他問知、問仁、問“崇德、修慝、辨惑”（《顏淵》）時，孔子則褒揚他問得好，并給予適切的回答。
孔子核心思想是仁，弟子問仁亦頗多。孔子大力掘發仁之內涵，使之成為一重要概念，成為極高境界的代名詞。孔門問仁者，計有顏淵、子張、樊遲、仲弓、司馬牛等，且樊遲問仁達三次。當樊遲問仁之時，孔子一次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路》）一次說：“仁者先難而后獲，可謂仁矣。”（《雍也》）另一次則說：“愛人。”（《顏淵》）對樊遲一人之問尚且有三種不同的回答，可以想見，這應與樊遲的當下問題、學問進境與才性差異有關。
子貢是“言語”科高足弟子，其言語答問之間透露著語言天賦與靈氣。當冉有想問“夫子為衛君乎”時，子貢卻以伯夷、叔齊為何人，是否怨恨為問，孔子對以“古之賢人也”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由此推斷，孔子不會幫助衛國國君（《述而》）。子貢不直接問某事而是借他事之問以探明被問者態度，實在高明。
《荀子·子道》《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共同記載了子路問孔子“魯大夫練而床”是否符合禮的問題。孔子回答說，不知道。子路據此認為，孔子并非無所不知。當子貢問明緣由后，又重新問孔子這一問題，卻將問題中的“魯大夫”三字隱去，只問“練而床”是否符合禮。孔子回答說，不符合禮。子貢對子路說了答案，并解釋說，之前夫子所以回答不知，是因為“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由此可以看出，子貢有著高超的語言藝術、迂回的問術，且能推知其對孔子知之深，對禮知之深，對孔子回護之意之切。
但當顏淵問仁時，孔子的回答是：“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并進一步回應了更加具體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孔子建議從克己復禮、視聽言動的角度去提升個體修養，彰顯自我，打通了仁禮關系與內外關系。這些建議均是從克己、日用德行處入手，顏淵才性如此，故作如是指點。
仲弓問仁。孔子答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顏淵》）以見大賓、承大祭來指點仲弓，包含著孔子由己到人的推展，發仁于政的思想，亦正合仲弓“也可使南面”（《雍也》）的政治才干。在另一處，當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時，孔子的回答是“恕”，且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進一步解釋（《衛靈公》）。此正中“子貢方人”（《憲問》）之弊病。而當子張問仁時，孔子說：“能行五者（即恭、寬、信、敏、惠）于天下為仁矣。”（《陽貨》）此時子張可能為政一方，故孔子以行政之事答之。司馬牛問仁時，孔子考慮到司馬牛是一“多言而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人，以“仁者，其言也讱”（《顏淵》）答之，實亦為對治之方。
四、同問不同答，彰顯弟子境界差異
孔門弟子人才眾多，但因稟賦與努力程度不同，呈現出不同的修為境界。同題問答盡顯弟子境界差異。《荀子·子道》曾記錄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師徒之間圍繞“知（智）”“仁”的精彩問答。孔子問了“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這一問題，三人答案各有不同。子路說，智者使人知道自己，而仁者使人愛自己；子貢說，智者明白他人，仁者愛他人；顏淵卻說，智者能夠自知，仁者自夠自愛。三人的回答依次從外而內，從人而己，展現了三種不同的人格境界。
子路與子貢是從他者與自己間的關系入手，呈現出他人與自己的兩種不同范式：他人知自己與自己知他人。顏淵則建立起自己照見自己的方式：自知與自愛。孔子的評價是，子路是士，子貢是士君子，顏淵是明君子。三種不同回答體現出三人不同的人格形態與境界。孔子并沒有點出孰是孰非，而是給予評價，讓他們得知自己達到了何等境界。對于這些弟子來說，重要的是保持自身優勢，在此基礎上，能進一步提升自我。而孔子此問可謂大哉問，對于今日教師怎樣提出問題、提出怎樣的問題以及給予怎樣的問答反饋具有啟發意義。
《毛詩·素冠》《淮南子·繆稱訓》《說苑·修文》中記錄了子夏、子騫三年之喪后，孔子對他們的小小考驗：讓他們彈琴。子夏彈奏樂曲時“衎衎而樂”，彈奏完畢之后向孔子坦陳，自己之所以如此表現，是因為先王制三年喪之禮，自己不能不執行。孔子評價他為君子。子騫彈奏樂曲則“切切而悲”，彈奏完畢之后向孔子說明，自己之所以如此表現，是因為先王制禮，自己不能過分。孔子亦評價他為君子。子貢對此不解，二人表現迥然不同，為何同為君子？孔子解釋說，子夏余哀已盡，但能引導而達到禮的要求。子騫余哀未盡，但能以禮斷之。三年之喪的制定讓自覺之人及時切斷悲哀，讓不自覺之人也能勉力而為。
當他人問弟子才能與品行時，孔子對他們的評價皆中肯恰當。孟武伯曾問子路、冉求、公西華是否具有仁的品德。仁是一種極高境界，孔子不輕易許人以仁，但他認為，子路可以負責千乘之國的兵役與軍政，冉求可以當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的總管，公西華可以立于朝廷，擔任外賓接待、交涉事務，至于仁否則未知。這皆可以與子路好勇、冉求為季氏宰、子華使于齊等史實相印證，足見孔子對弟子的深刻了解。
《韓詩外傳》卷九載子路、子貢、顏回對人善與不善而有不同的回答，遂求證于孔子。“人善我，我亦善之”對于三人來講，沒有異議。而對于“人不善我”當持何態度，三人觀點各異。子路的答案是：“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的答案是：“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的答案是：“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孔子評價三人之言分別是蠻貊之言、朋友之言與親屬之言。由孔子的評價，亦可見三子的精神境界不同。
《韓詩外傳》書影
《韓詩外傳》卷七記錄了子路、子貢、顏回與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孔子興發了“登高而賦”之感，要求弟子談“愿”。另在同書卷九記載了他們同游戎山言“志”，而《說苑·指武》中則記作師徒四人北游農山言“志”。此三處所記載的地點雖然不同，但所記的故事內容極其類似，當屬同一個故事在后世流傳過程中潤色而成的不同版本。孔子主動提問弟子，鼓勵、啟發三人談理想，并在他們回答完畢后進行了即時點評。孔子依三人所言，將他們分為勇士、辯士與圣士三種不同的境界。這與后世對三人的認知基本相符，與三人的性格、稟賦高度一致。正因孔子在課堂中開展了大量且開放的討論，所以其培養出的不僅僅是一個個士人，更是一顆顆傳播教育的火種，以及有思想的大家。
五、同問不同答，展現師徒間的坦誠
孔子的課堂不同于今日“老師講、學生聽”的課堂，而是問答式、互動式的課堂。孔門師徒間從來都是真誠相對，互不隱瞞。孔子曾對學生說過：“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師徒間對同一件事情會因有不同的觀點、立場而相互辯難。比如子貢認為，孔子為政七日而誅少正卯可能并不恰當，孔子則進行了詳細說明以解答子貢疑惑。（《孔子家語·始誅》）孔子會見衛靈公夫人南子，子路不悅。孔子為了自證清白而發誓說：“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雍也》）孔子與弟子間的關系，借用孔子的話說是“當仁，不讓于師”（《衛靈公》）。在仁德與正義面前，在真理面前，沒有師徒之分，人人平等地表達甚至辯難。當弟子侍坐之時，孔子給弟子以如坐春風之感，如《論語·先進》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問對即體現出弟子與老師間的坦誠交流。
《圣跡圖·四子侍坐》
孔子作為一位教育家，其問答是開放式的，秉持有教無類之宗旨、因材施教之原則，有問必有答，所答與提問者自身的認知、面臨的問題等具有相當大的契合性，能夠給予提問者合宜而高效的建議。作為一位思想家，孔子的回答往往具有跨越時空的普遍性意義，值得今人深思。此類問題是跨越時空的大問題，從中亦可觀察到師生間問答互動之頻繁與真切。小到對某問題的看法，大到國家民族之命運前途，絕不可能只有一個答案、一種可能。也許回到先秦就是一種回到原初的沖動，能提供給我們更多的多樣性與豐富性。
結語
孔子興辦私學，打破教育壟斷，具有平民教育的理念。孔子基于弟子的行事作風、性格特點等綜合考量之后進行針對性的回答，助力學生成長。孔子高超的教學藝術至今引領著我們，時時給予后學以持續不斷的啟發。所以，孔子足為至圣先師，堪當萬世師表。
孔子以一個教育家、思想家的胸懷來辦教育，刪述六經，以六藝為教，對于中華經典譜系的形成、文脈的傳承具有重要意義。比如以“文學”著稱的子夏來到魏國，創立了“西河之學”，教授弟子李悝、吳起、魏文侯等，啟法家一脈。以“魯”而得孔子真傳的曾子在魯國傳承學脈，啟思孟學派。“行不由徑”的澹臺滅明將孔子之學帶到南方，儒學得以南傳。可以說，孔子具備了文脈傳承的視野，而所創立的儒家學派，所培育的弟子群體譜系，即為中華文脈之傳承譜系。
幸運的是，《論語》仍在，孔子精神仍在。時至今日，其依然與我們同行。（作者：姚海濤，青島城市學院教授，兼任孔子學堂主講教師、青島市城陽區黨史地方志工作專家、儒家荀子學園公眾號主編等）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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