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時代”的時間框架與思想分層
來源：光明日報作者：曹峰 2025-08-05 10:20
給歷史劃分時代，是人類回顧和分析以往歷史進程時常常使用的一種方法，由此可以凸顯出不同的時代特征，設計出不同的演化進程，規劃出不同的人類理想。例如古希臘人將人類的文明演化分為五個時代，分別是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英雄時代、黑鐵時代，這是一個由完滿無缺向混亂邪惡下落的過程。中國古代也一樣，將上古想象成最完美的時代，之后越來越不堪，如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認為“至德之世”是最美好的世界，而后則是不斷衰落的過程，這當然是為了通過歷史塑造來展開現實批判；《禮記·禮運》所代表的儒家則想象人類先有“大同”世界后有“小康”世界，雖然也體現為衰降，但還是有希望的，這和儒家整體上對人類抱有信心相吻合。韓非子則反之，認為歷史是不斷進步的，上古是有巢氏，只能“構木為巢以避群害”，中古是燧人氏，已經懂得“鉆燧取火以化腥臊”，所以當今之世一定比古代要好。《春秋》公羊學者也發明出“三世說”，認為人類歷史是從“據亂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不斷完善的過程。戰國時期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和董仲舒的“三統說”，則把人類歷史看作一個循環往復的周轉過程。
近代之后的西方，隨著科學的發展，在考古學、歷史學、哲學等領域都給人類歷史作出了新的劃分，例如考古學上的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等，歷史學上的上古、中古、近代、現代，以及狩獵采集時代、農耕時代、工業時代等，哲學史和思想史領域雖然大體依據歷史學的劃分，但也有其獨特的解讀方式，例如馬克思推出了五大社會形態理論，雅斯貝爾斯推出了“軸心時代”概念，都對今人理解與詮釋世界演變產生了重大影響。當然每一種劃分，都有其特定的立場和特殊的功能，即便馬克思在推出五大社會形態之后，也意識到可能未必完全適應東方，因而又專門追加了“亞細亞生產方式”作為補充。不管怎樣，每一種在歷史上留下烙印的時代設定，都對人類發展作出了有意義的解釋，并對那個時代的歷史意識以及觀念塑造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因此，時代觀念完全可以根據人類對于歷史認識的調整而重新編碼，其目的是幫助人類更好地認識過去、創造未來。這些年，一個新的時代觀念開始漸漸凝聚學者的共識，那就是“諸子時代”。與“諸子時代”近似的概念最先是馮友蘭提出來的，他認為漢以后是“經學時代”，而在那之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則是“子學時代”，時間跨度大約從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2世紀，始于春秋晚期的老子和孔子，終于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其特點是諸子百家的興起，私人著述的昌盛。毫無疑問，百家爭鳴時期是中國思想史上最輝煌燦爛的一段時光，也是足以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中國人痕跡的一段時光，作為中國人的精神故鄉，文化生機的開掘、文化自信的保持、文化共識的凝聚，很大程度上是這個時代提供了無窮的資源。
然而，“子學時代”這個名稱還是有些狹隘，首先，這是一個為了與“經學時代”相對應而產生的概念，側重學術思想的轉移變遷，沒有將其視為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在內的文明史概念。而如果使用“諸子時代”，則是以“諸子”為代表性標簽，將那個大放光芒于世界的時代特征更為鮮明地凸顯出來，所以這是一個類似“軸心時代”，但更具中國自身特點的概念。其次，“子學時代”只能僅僅涵蓋春秋晚期到漢代前期四百余年的時間，然而“諸子百家”其精神來源于何處，“諸子百家”其影響又延續于何方，這些重要的問題卻被遮蔽了。如果使用“諸子時代”的概念，就可以借助歷史的視野，溯源展流，將這個時代的來龍去脈全方位地展現出來。??
這樣的話，“諸子時代”在時間上將大大拉長，除了戰國晚期到漢代早期這個黃金時段，還可以再向上延伸至“前諸子時代”，向下拓展至“后諸子時代”。
“前諸子時代”要回答的是，需要怎樣的儲備和鋪墊，才足以出現諸子百家的輝煌。過去我們將百家爭鳴的出現僅僅歸因于時代的裂變，即周文疲敝、禮崩樂壞之后出現的觀念革新、子學興起。然而，時代變動只是外因，只是觸發，思想的基因和種子，乃至思維方式、表達方式、價值判斷、審美趣味都來自三代，尤其是西周以及東周的春秋時代。這段時間，因為文獻稀少，加上后人的反復詮釋，我們所能看到的傳世文獻難免加上太多后人的烙印，尤其是儒家的烙印。然而，現在歷史給予了我們新的機遇，大量出土文獻正源源不斷地涌現，而且很多文獻層次高、時代早，如清華簡、上博簡、郭店簡等，給我們打開了許多不同于傳世文獻的窗口，為我們研究前諸子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材料。那些在諸子百家那里成為典型命題的道論、德論、心論、性論、命論、氣論、名論、宇宙觀、生成論、天人關系、神人關系、禮樂制度、倫理規范、陰陽五行、君道臣道等等重要問題，現在有了更為豐富的討論空間。過去，諸子之學的興起代表著王官之學的衰落，是一種普遍的認識，而出土文獻告訴我們，戰國時代未必只有諸子之學，超越諸子之學，對宇宙、歷史、宗教、道德做出更宏大更全面思考的王官之學很可能依舊存在，對《呂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這類集大成式文獻的形成，無疑產生過直接的影響。
再來看“后諸子時代”，我們現在普遍的認識是罷黜百家之后，諸子時代就結束了，中國從此進入一味因循、沒有創新、儒家獨大、思想萎縮的時代。其實歷史遠遠沒有這么簡單，諸子的思想理念、諸子的表達方式、諸子的批判精神、諸子的個性自由依然在傳揚和延續，不然無法解釋揚雄、王充、嚴遵乃至魏晉玄學等充滿想象力和創造性的思想現象。甚至到了東漢末年的王符，其《潛夫論》在思想主張與精神品格上仍然有意識地直追先秦諸子。所謂“潛夫”正表明作者是隱居山野、身在下位，與政治保持距離的“處士”。雖然漢末子學已不再是先秦“一曲之士”的學說，而具有鮮明的“一體多元”的特征，但其強烈的批判精神與現實關懷，仍然與先秦諸子一脈相承，為魏晉玄學開啟了風氣之先。
按照劉勰在《文心雕龍·諸子》中對諸子之書與諸子之學給出的定義，諸子之書是“入道見志”類著作，諸子之學是“博明萬事”之學。如果依照這個標準去衡量，隋唐之前，中國士人雖然熟習儒家經典，但除了個別像韓愈那樣堅守儒家道統，堅決排斥佛老的人之外，大部分人如創作《顏氏家訓》的顏之推，通過會通儒釋道，從而“入道見志”“博明萬事”者比比皆是，從他們身上，仍然可以看到諸子風范的余緒。因此，即便我們把具有自由、獨創、實用特征以及人文理性精神的“諸子時代”下推到唐代，也并不為過。
即便是似乎已經被研究透了的春秋戰國諸子，依然有很大的深入空間，例如第一撥諸子和第二撥諸子在性質、話題、境界、影響上就有很大的不同。我們現在講的“諸子百家”概念還是模糊了一些，“諸子百家”完全有必要再分出層次來，那就是第一撥諸子和第二撥諸子。第一撥諸子以老子、孔子、墨子、孫子四人為代表，他們都是春秋晚期戰國初期的，當然他們著作的形成時間可能會延續到戰國時期。這四個人是否有明確的“諸子意識”呢？還很難講，他們作為諸子可能是被第二撥諸子塑造出來的。第二撥諸子以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為代表，包括了眾多的稷下學者，他們已經有明確諸子意識，就是要講別人所不能講，就是要求新求變，而且會有強烈的彼我是非意識。《莊子·齊物論》里面描述的正是這一場景，諸子百家在那里捉對廝殺，發生強烈的思想碰撞。這兩個層次需要理清楚，第一撥諸子可以稱為“非典型諸子”，綜合性開放性更強一些，作為“六經”支與流裔的成分更多一些。第二撥諸子可以稱為“典型諸子”，他們積極回應社會挑戰，在思想上發生激烈的爭鳴，展現出強烈的個性。這兩個層次分開以后，目前的諸子研究又有很多話題可以開拓了。
再說一下王官之學和諸子百家的關系，這是個老話題，但學界關注的熱情始終不減，可見這是一個牽一發動全身的命題，是諸子學研究繞不過去的門檻。說諸子百家出自王官之學，是“六經”的支與流裔，或者是時代的產物，可能都有道理。晚清到民國時期，需要思想革新，需要應對變局，所以有學者反對傳統的王官說，提出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發生大斷裂以后，諸子百家才會蜂起。民國初年，社會正在發生大變革，所以這么講會有很大的市場。此后很多學者實際上都持“調和說”，既認為“諸子百家出于王官”有道理，同時也贊同是為了應對社會的挑戰，諸子百家思想才蜂擁而出。我們有必要區分大傳統和小傳統，過分拘泥于王官之學的話，可能就會局限于小傳統。如果有一官就有一官之學，那么豈不是一百個官職就有一百種學問嗎？這樣去認識的話，反而會變得支離破碎。應該存在著貫通各官、各家、各派的學問，可以將它稱之為大傳統。這種大傳統實際上是隱含在諸子百家背后的共通的東西，不一定非在諸子百家之前。現在我們發現先秦其實沒有那么明顯的諸子百家之區分，它們之間思想的共通性，完全超出我們的想象，這一點因為出土文獻等新資料的大量發現，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舉一個例子，例如黃帝之學，當年司馬遷走遍中國的時候，發現“人人言黃帝”，雖然“其言不雅馴”，但是大家都講，那就是黃帝之學。現在通過出土文獻來看，這是可以得到印證的，像近年公布的抄寫于戰國中期的清華簡《五紀》，可能就是黃帝之學的一種。《五紀》是一部大書，有130多支簡，近5000言。此書的后半部分講了一個黃帝戰勝蚩尤、重整天下山河、為世界設定秩序的故事。其主要內容是宇宙論和天人之學，沒有明顯的學派特征。但看得出此書在當時一定非常重要，這么重要的書出現于戰國中期，說明什么呢？這說明當時有一些人，尤其是政治地位很高的人，在學習和研究這種貫通性的、全局性的、整體性的學問。這種學問很難說清可以歸于諸子百家中哪一家，可能有陰陽家的成分，有道家的成分，也有很多內容是各家所共同尊重的東西，所以這是一個類似于《洪范》之學的大傳統。我們知道儒家特別重視《洪范》，將其視為儒家理論的根本，其主旨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儒家的政治哲學。如果說《洪范》的原型真的是商代遺臣箕子和周武王之間的對話，那么在歷史上肯定有一個傳承的過程，而這種傳承，我們在傳世文獻中已經看不清楚了。現在通過出土文獻，發現了與之相關的不少東西，例如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清華簡《五紀》也可以置于這條傳承的線路上。過去我們只注意個性鮮明的諸子百家，與諸子百家并行的整體之學，卻因為各種原因被遮蔽了。其實這種高于諸子的整體之學一定是存在的，稱其為六經之學也罷，《洪范》之學也罷，黃帝之學也罷，都體現著這個大傳統。我們也可以稱呼這個大傳統為“帝道之學”。“帝道之學”關心的是怎樣站在天下的角度去看待問題，這樣的角度絕不可能僅僅局限于一個王官。這是一種宏大的敘事，致力于對天地人進行重新整理，然后把它放在一個數字化的框架里面，加以格式化、秩序化，這種學問看來在先秦不少，與諸子之學同時存在，漢初的《春秋》公羊學以及董仲舒的學說就有類似的色彩。
可見，“諸子時代”是實際存在的時代，而非想象的產物。“諸子時代”有著相當長的時間延續，有著相當豐富的思想內涵。從模糊的諸子意識到明確的諸子意識，再到收束諸子意識于經學意識之下，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據了漫長的過程。同時“諸子時代”也不一定排斥王官之學，這兩者可能是并行不悖的。總之如果我們不按西方的框架來為中國思想史分期，就可以發現“諸子時代”是一種更為真切的、更為準確的認識，有助于我們對中國文化做出更為貼切的理解。
（作者：曹峰，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編輯：宮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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