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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在其早期發展歷史中，有一個令人矚目的“青年”現象：許多漢學家在40歲之前就取得了非凡成就。

以法國為例，專業漢學成立的標志性人物雷慕沙在35歲前就出版了成名作《漢文啟蒙》；考狄推出《西人論中國書目》的第一版第一卷時尚不到30歲，并在33歲出任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教授；考狄的弟子、有著“西方漢學第一人”之稱的沙畹28歲就接任了法蘭西學院的漢學教席；與沙畹一道被贊為“法國漢學三杰”的儒蓮在27歲就完成了《孟子》的拉丁文翻譯并在36歲就成為法蘭西學院的漢學院士；沙畹的學生伯希和22歲就成為法蘭西遠東學院的漢學教授。其他國家也不乏這樣的例子：英國的翟理斯35歲就完成了英語世界第一個《聊齋志異》全譯本；德國的高本漢29歲任哥德堡大學遠東語言和文明系教授；荷蘭的高羅佩30歲出版了向西方世界首度完整介紹古琴文化的《琴道》……臺灣歷史學家王汎森十年前出版過一本文集《天才為何成群地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漢學界就像這本書的書名形容的樣子，群星璀璨并且青年成名的現象異常突出。

世界漢學發展恐面臨人才青黃不接的局面

與一個世紀前漢學新秀蓬勃涌現的景象形成鮮明對照，漢學或區域研究傳統曾經發達的國家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如今普遍面臨人才梯隊青黃不接的情況。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從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就已出現的區域研究（areastudies）的持續衰落。這種情況可能還在惡化——美國歷史學會最近一次的《學術職位報告》（2023年）顯示，亞洲研究和非洲研究的教職崗位被大幅消減。另一重原因則是曾經作為漢學重要基礎的語文學（Philology）乃至范圍更大的古典學的持續衰落，這一過程的起點更早于區域研究的衰落。

“全球南方”中的大多數國家直到進入21世紀才開始逐步興起中文學習熱和中國研究熱，在本國的漢學傳統累積和漢學人才儲備方面仍處于早期階段，也很少貢獻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漢學家。

因此，一方面，隨著中國文化國際影響力持續攀升，學習中文、研習中國文化成為國際社會一股不可阻擋的文化潮流——據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的統計，截至2024年年底，全球開展中文教學的國家和地區已超過190個，已有86個國家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海外正在學習中文的人數超過3000萬；但另一方面，漢學這項國際性學術事業的人才梯隊面臨結構性斷層，亟須培養出一批高水平青年學者。

中國正成為各國青年漢學家的培養搖籃

新中國成立后最早的對外漢語教育始于1950年設于清華大學的東歐交換生中國語文專修班，從這個專修班走出了薩安娜（羅馬尼亞）、尤山度（匈牙利）、施樂文（波蘭）等漢學家，他們為向東歐各國介紹中國文化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發展成就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時代以來，中國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支持青年漢學人才培養。2013年起實施至今、旨在培養兼具中外語言能力和國際視野的青年漢學家的“新漢學計劃”，已為近百個國家培養了約1200名博士“中國通”。自2014年發起的“青年漢學家研修計劃”則負責為青年漢學家來華短期研修提供支持，迄今已有逾百個國家約600名青年學者受益于該計劃。

讓青年成為世界漢學事業的主力軍

漢學是以中國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跨文化學術活動?？缥幕瘋鞑ヮI域的大量實證研究表明，青年世代對文化差異的開放度和包容度高于年長者。這有助于熱愛中國文化的國際青年擺脫由西方敘事造成的對中國的刻板印象，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的主力軍，但并不足以成就一大批學術精湛的漢學家。為此，我們還需要從如下方面進一步做好新時代青年漢學人才的培養工作，幫助各國青年學者成為世界漢學事業的主力軍。

從20世紀前后那個群星璀璨的時代得到的一條重要啟示是，漢學人才的培養首先得益于在優良的學術傳統中的滋養。造就這種學術傳統的除了“師出名門”的學統承傳，不能忽視的是學術基礎設施的夯實（如《西人論中國書目》的編纂）和不同學科理論相互刺激（如蘭克史學、涂爾干的社會學）的動力。站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可以為未來的漢學家們做許多基礎性工作，例如集大成性的漢學研究文獻數據庫建設、20世紀世界漢學史的編纂等。在漢學人才培養的體系中，我們要堅持語文學傳統與學科知識兼備的標準，在國際中文教育體系中推廣“語言+學科”的理念。

另一條歷史經驗的啟示是，漢學家需要沉浸式體驗中華文化。像雷慕沙那樣未曾履足中國的漢學大家只是個案，更多是有在華長期生活體驗的經歷，與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建立起千絲萬縷的聯系，從而帶來深層次的“文化交涉”，最終才使得他們成為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我們有必要提供更多的機會讓漢學家們與中國發生更廣泛和深入聯系，包括開放一批可以長期開展民族志和參與式觀察的調研點（例如20世紀80年代后對美開放的山東鄒平馮家村等調研點），為漢學家查閱歷史檔案提供更多便利等。

此外，21世紀的漢學家們必須因應數字化與智能化的融合發展對傳統漢學知識生產范式的挑戰。在數智時代，漢學家擅長的文本細讀將與機器輔助的遠讀（distantreading）相結合，跨界研究、跨界合作將成為常態，甚至會出現一批像德龍（DonaldSturgeon）這樣同時具備漢學和計算機技術素養的“數字漢學家”。與此相適應，我們應主動擁抱時代變化，例如在“新漢學計劃”“青年漢學家研修計劃”等項目中可以增加數智賦能的學術訓練，以便讓未來的漢學家和漢學發展跟上人工智能發展的步伐。

（作者：唐磊，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