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培：古典學建設視域下的《尚書》學研究
2025-12-22 10:38:35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趙培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出土典籍類文獻的增多，學界關于先秦兩漢典籍形態及其流傳過程的認識更加深入，同時，以“古史辨”派為代表的關于早期典籍的辨偽研究，也日益暴露出了自身的局限。另外，經學解體、仿西學分科置學的近現代學科體系以及與之相應的培養機制，同傳統中國典籍與文化的綜合性之間的矛盾日益顯現。當此之際，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呼吁重建中國古典學。隨后，相關的學術會議、學術刊物、學術機構紛紛舉辦，一些主要高校開始設立“中國古典學系”，搭建起了“古典學”的學科平臺。同近代以來的專門化分科不同，古典學重建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建成更適用于古典時代文化研究的“統合性”學科與培養與之相適應的“復合型”人才。從這一“合”的角度來看，近十余年來出現的各式各樣的高等研究院，亦可看作是古典學重建的嘗試形態之一。當然，一個學科專業化的過程，必然伴隨著對學科建制、研究范式以及現實需求等方面的綜合考慮。
經典研究是古典學研究的核心，古今如此，中西皆然。在古典學建設的視域下討論研究范式的未來走向問題，以經典研究為切口最為合適。《尚書》是將我國古代堯、舜和夏、商、周三代，帝王號令、賢臣嘉謀的記錄（通過實錄或追述的形式）編纂而成，在儒家經典體系從“五經”到“十三經”的演進系統中始終有著重要地位。古典學建設視域下對《尚書》學研究范式進行回溯與展望，意義不言自明。
以經學時代和后經學時代為界線，《尚書》學的研究范式變化明顯。前后經學時代《尚書》學研究范式差異的根源在于，經學時代的各種研究是以《尚書》的神圣性與真理性為前提的，各種經解注釋本質是為了強化經典的權威性；后經學時代的研究則更強調價值中立（亦存在一個從拒斥、斷裂到價值中立的過程），《尚書》成了單純的分析對象，研究者不再預設其真理屬性。貼合《尚書》學史具體言之，經學時代的研究范式可以粗略分為漢唐經傳注疏、宋明義理闡釋、清學考據辨偽三種歷時類型。經傳注疏通過章句訓釋構建經義體系，義理派將《尚書》納入“道統”框架，使其闡釋服務于社會現實，清代考據學（又稱“樸學”或“漢學”）則以傳統小學（文字、音韻、訓詁）為中心，強調實證與邏輯，反對宋明理學。
近代中國學術從“經世之學”轉向“分科設學”，《尚書》不再單純作為“治道之本”，而是被納入歷史學、文獻學、語言學等現代學科框架。這一過程始于晚清，在科舉廢除（1905）與新文化運動沖擊下，經學逐步走向瓦解；同時，受西學影響，學科分類與專業細化受到重視。近代《尚書》學可粗分為三派：傳統派、新證派和古史辨派。傳統派延續清儒考據傳統，專注文本訓詁、義理辨析，重視古文與今文學派的爭論。新證派引入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材料，結合考古學、古文字學、歷史學等多學科方法，推動《尚書》的實證研究。古史辨派受新文化運動影響，質疑《尚書》篇章的真實性和歷史可靠性，以顧頡剛先生為代表的此派學者，強調“層累造成說”，運用歷史學、文學分析工具，批判性解構經典，推動《尚書》從“神圣經典”向“歷史文獻”的轉變。到了上個世紀后半葉，《尚書》學研究進一步系統化，出現了一批代表作，如陳夢家《尚書通論》、蔣善國《尚書綜述》、劉起釪《尚書學史》等，這些著作以人物、時代或專題為綱，梳理學術流變，彌補了近代《尚書》研究碎片化的不足。這些《尚書》學研究不再局限于文獻考據，而是融入地理學、天文學、社會學、民族學、神話學、文學等視角，展現出跨學科拓展的新面貌。總之，近代分科以來的《尚書》學，從派別分化到方法融合，標志著中國古典研究向現代學術范式的成功轉型，其核心價值在于將傳統考據與現代科學方法結合，為理解上古歷史提供更堅實的學術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21世紀以來，《尚書》研究的重點轉移到出土文獻與傳世文本的互證、跨文化文明比較以及經典意義再生產等方面上，出現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時期的范式。下面嘗試從四個方面具言之：一是學科本位方向上的精細化探討，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當屬傅道彬教授的《“六經”文學論》，該書是文學本位下經典研究的典范。二是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互證方面上有了更多突破，這一方向的研究呈現出關注文本的互證與關注文本的物質形態兩個略有區別的向度，就研究實際來看，不同學者對兩個向度的側重有所不同。代表性研究如程鵬萬的《簡牘帛書格式研究》、程浩的《有為言之——先秦“書”類文獻的源與流》等。三是《尚書》學研究中全球視野的打開，跨文明比較方法得到深度使用。當然此類研究開始很早，如劉起釪先生早在上個世紀末就已經對《尚書》存世古抄本進行過跨文化的系統性研究。新近所見，如比較《洪范》《呂刑》與古巴比倫《漢謨拉比法典》中的法治觀念，以及比較西周金文“冊命體”銘文與古埃及《亡靈書》儀式文本功能的異同等。四是“制度—載體—儀式”的整體性考察開始替代單純的文本研究成為探討《尚書》學的重要方法。如張懷通的《“尚書”與禮儀》利用甲骨卜辭、青銅器銘文等古文字資料，借鑒文化人類學的最新成果，來討論“尚書”與禮儀關系。值得注意的是，此類研究不但擺脫了傳統經學神圣化闡釋的路徑依賴，同時規避了古史辨派“證偽至上”的極端懷疑論，通過引入社會學視角，將《尚書》文本視為制度實踐與政治建構的產物，有效揭示了其從王官檔案到儒家經典轉化中的知識轉型及其運作機制。可以說，近十年的《尚書》學研究不再糾纏“真偽”“學派”之爭，轉而通過技術革命、物質回歸、文明對話、經義重釋，使《尚書》從“上古史料”升維為理解人類早期文明建構機制的新經典文本。
實際上，《尚書》學研究的新動向同古典學重建對綜合性、對跨學科的需求完全一致。新的研究方向需要我們既整合折中《尚書》學史上的諸種研究傳統，又要適應人工智能時代的人文研究新局面。“制度—載體—儀式”的整體性考察等是通過跨學科的手段達到的方法論革新，而人工智能所帶來的研究手段的巨變則意味著一種新的研究業態即將到來。數字人文學科雖然在逐步發展過程中，但是我們已經能夠感受到撲面而來的革新氣息。
就《尚書》學研究而言，數字人文時代的新范式正在實踐中建構。例如隨著文本數字化與智能校勘的成熟，我們能夠構建《尚書》多版本語料庫，在此基礎上，利用NLP（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自動比對異文。例如隨著字形分析工具的開發和完善，我們將能夠很容易可視化展示青銅器銘文與傳世文本的字形演變關系。例如運用文本挖掘、GIS地理信息系統、社會網絡分析等技術，對《尚書》文本進行量化研究。例如通過建立《尚書》詞匯數據庫（如“天命”“明德”關鍵詞演變圖譜），可視化核心概念的歷史語義變遷；通過GIS復原《禹貢》山川地理體系；利用相關技術分析簡牘時代文本傳播網絡，揭示早期抄本擴散路徑。通過這些新的嘗試，經典文獻被轉化為可計算、可驗證的結構化數據，由此實現宏觀規律與微觀證據的結合；從而逐步完成從“文獻考據”到“數據實證”、從“文本封閉”到“語境開放”、從“孤軍奮戰”到“跨學科協作”的新的研究范式的轉變。可以說，在數字人文方法深度介入下，《尚書》學研究已開始了方法論革命與問題意識更新，形成以數據驅動、跨學科協作、可視化呈現為核心的新范式。數字人文使《尚書》研究從“解釋經典”轉向 “描寫經典何以成為經典”，例如我們可以從數據維度再現文本從王官檔案到文明元典的嬗變密碼。而當《禹貢》河道在GIS中重現，當漢代經師權力網絡在圖譜中顯影，我們已無限接近早期中國知識生產的真相了。
（作者：趙培，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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