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需要自己的方法論
2025-12-23 16:06:57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王治國
一位經濟學者最近坦言，他用十幾個變量構建的區域創新能力模型，解釋力達到七成以上，論文順利發表在權威期刊。然而他深知，那剩下的三成并非統計噪音，而是隱藏著一系列決定成敗的關鍵因素——地方主要領導的戰略眼光、企業家的決策直覺等。這些難以量化的因素，往往比模型中的變量更能解釋區域創新的成敗。這折射出中國學術研究面臨的結構性問題：我們采用西方范式構建分析框架時，往往忽視了那些超越量化工具、卻至關重要的非量化因素。
“誤差項”里的中國密碼
近年來，國內頂尖經濟、企業管理、公共管理類學術期刊中，實證研究占據了大部分版面，具有明顯的定量化傾向。回歸分析、顯著性檢驗和穩健性分析構成了學術規范的“鐵三角”。這套源自西方的范式確實幫助中國學術界快速與國際接軌，但伴隨而來的成本同樣不容忽視。一個典型案例是，某研究團隊分析貧困縣脫貧成效時發現，模型中的指標能解釋大部分進展，但實地調研顯示，真正的轉折點往往在于難以量化的因素，如第一書記的長期走訪、返鄉青年的電商創業和村民的互助傳統，它們被歸入“誤差項”。這個“誤差項”是一個信號。它提醒我們：理性計算有邊界，數理邏輯有盲區，那些無法被變量、系數和方程式容納的部分，往往是最具決定性的力量。換言之，許多關鍵機制——組織動員能力、情感結構、關系網絡、共同體意識——在西方經典模型中被排除在外，而在現實中卻具有決定性作用。
方法論依附的隱形代價
更深層的問題是話語權。當我們全盤接受西方方法論時，實際上也在默認西方定義問題的方式，接受了其預設的研究議程。由此帶來的影響遠比技術選擇更深刻。為什么研究中國經濟增長，必須討論是否“收斂于發達國家模式”？為什么分析政府作用，默認前提是“彌補市場失靈”？這些研究的起點預設了西方經驗的普遍性，將中國實踐視為“例外”或“偏差”。在這樣的框架下，無論中國學者如何精通計量方法，也依舊無法超越西方范式的局限。我們貢獻了大量經驗數據，卻難以提出由自身經驗滋生的原創理論，這不僅是學術問題，更是話語權問題。因此，中國要構建自主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突破口必須從方法論層面切入。這不是拒絕西方方法，而是不能讓它成為唯一合法、唯一“科學”的認識路徑。
被遺忘的認識傳統
中國并非缺乏學術傳統，只是在近百年的“科學化”浪潮中，深厚的思想資源被邊緣化了。義理之學、訓詁學、考據學等傳統學問，代表著不同于西方理性主義的認識路徑，蘊含著重要的思想潛能。
第一，義理之學：從“是什么”到“為什么”。義理之學不滿足于經驗描述，而是追問價值根基、制度正當性與治理目的，強調“應然”的探討。以“共同富裕”為例，實證研究雖然能分析收入分配，但難以回答為何追求共同富裕，何謂“共同”的富裕，均等的追求是否正當。這些問題需要從義理入手，追溯“均富”“和而不同”等思想的歷史演進，辨析“共同”與“平均”的本質差異，闡明其中所蘊含的正義理念、社會目的和文化邏輯。
第二，訓詁與考據：以“實事求是”澄清概念。中國思想傳統把概念視為歷史生成物，每一個詞都帶著文化溫度和時代痕跡。“小康”“大同”“天下”是中國思想世界的基礎性概念，在翻譯時卻常常被簡單對應為現代化、烏托邦和世界，而這種機械對應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文化內涵。訓詁和考據的價值就在于通過溯源、辨義、析理，恢復概念的本真含義，避免中國話語在翻譯與理論化過程中被異化。
第三，心性之學：一種被忽視的“實踐認知”。王陽明的“致良知”強調真理不僅來源于邏輯推演和經驗驗證，也來源于實踐體悟、境遇判斷與頓悟式決斷。在復雜情境中，主體的直覺、經驗與價值取向本身就是認知資源。中國近現代的不少重大決策往往體現了這種“實踐理性”：“農村包圍城市”“摸著石頭過河”“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都是在中國社會結構、歷史經驗與現實需求的具體情境中悟出來的。這種認識方式在西方理性主義標準下似乎“不科學”，但恰恰能捕捉那些無法量化、無法模型化，卻對實踐成敗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關鍵變量。
雙軌并進，建立自己的方法論
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變革，核心議題并非“是否需要借鑒西方方法”，而是“能否僅依賴西方方法”。單一路徑無法應對中國實踐的復雜性。因此，我們需要采用雙軌并進的方法。
一軌是理性實證路線。運用數據分析、因果推斷、模型構建等工具，研究可量化的現象。這條路線主要適用于研究那些可測量、可重復、可驗證的現象。我們要堅持問題導向，利用這些工具深入研究中國問題，而非僅僅為了發表論文而進行形式上的模仿。另一軌是義理體悟路線。這一路線要求回歸中國傳統學問，通過概念辨析、文本詮釋、意義闡發、實踐體悟，處理價值判斷、文化意涵等理性難以窮盡的問題。比如如何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怎樣闡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優勢，以及為什么說人類命運共同體代表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些問題，西方既有的理論框架往往無法提供有效答案，必須從中國深厚的歷史傳統和鮮活的當代實踐中尋求解釋。這兩條路線并非對立排斥，而是相得益彰的。一個完整且高質量的研究，應當既具備實證分析的“硬度”，又擁有義理闡釋的“深度”。
中國能否為人類文明貢獻原創性的知識和思想，取決于我們能否建立自己的方法論。我們的學術研究絕不能囿于西方理論框架下進行依附性驗證，或是將中國經驗視為特殊案例進行邊緣化解釋的層面。令人欣慰的是，這場變革已然啟動。越來越多學者開始反思實證研究的局限，開始重視中國傳統學問，中國話語正逐步在國際學術界獲得更清晰的表達。前路雖漫長，挑戰仍艱巨，但方向已明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需要也必將擁有自己的方法論。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每一個中國學者的使命。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全球治理與創新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編輯：董麗娜】
文章、圖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