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繼來：明清時期的江右王門著述與王學傳播
2025-12-23 15:51:2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崔繼來
王陽明心學又稱王學，江右王門是王學的重要分支。黃宗羲認為“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今人亦指出吉安乃至整個江右是王學傳播發展的核心區域。數百年來，王學傳播呈現不同的時空形態，已有研究不乏思想義理的討論，亦重視傳播機制的考察。講學是思想傳播的重要途徑，書籍亦是思想傳播的橋梁紐帶，著述數量、編刊群體、時空分布等是考察其傳學脈絡的重要維度。江右王門存世著述及流轉信息豐富，流傳至今的著述往往附有序跋、編刊者，古籍目錄、地方志、他人文集等文獻中亦多記載。因此，以著述流轉為中心探討王學傳播，不僅富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也具備充分的可行性。
江右王門著述浩繁編刊主體多元
江右王門著述豐富，刊刻時間早且傳世數量多，鄒守益、聶豹、歐陽德、羅洪先等王陽明親傳或重要后學著述有多種版本傳世，各輩后學亦多有著述，是推動江右王門發展壯大，進而傳承王學的重要因素。如《明儒學案》所載33位江右王門后學，除鄒善、劉秉監外，檢得有著述傳世者23人，劉文敏《論學要語》、劉邦采《易蘊》、劉曉《梅源集》、黃弘綱《洛村集》、何廷仁《善山集》、王釗《柳川學語》、魏良政《時齋集》、魏良器《藥湖集》等可能已經失傳。
江右王門還有數種專門輯錄論學言論、旨在推動學術思想傳播的單行本傳世，這在其他地域王門學派中并不多見。這類著述中，刊刻較早的是歐陽德《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四卷本、五卷本兩種?！稓W陽德集》刻成后流通漸廣，門人浙江提學副使臨朐馮惟訥“慮其浩博”，邀請王陽明弟子、浙中王門代表王畿“選其尤有關于學者若干篇”準備刊刻。恰有歐陽德門人李春芳將選輯的文稿寄來，于是馮惟訥、王畿二人參校整理為《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四卷本。嘉靖四十五年（1566）至隆慶二年（1568），馮惟訥在陜西布政使任上刊刻了此四卷本。隆慶三年，吉安知府湘潭周之屏刊刻了李春芳最初選輯的五卷本。受《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啟發，隆慶六年，福建提學副使宋儀望與鄒善刊印了《鄒東廓先生文選》四卷本。羅洪先《念庵羅先生文要》六卷本于萬歷三十一年（1603）刊刻，其編選刊印源于一次學術交流契機。彼時，宜興吳達可與王時槐等人在白鷺洲論學，因羅洪先原著“篇帙浩煩，不便觀覽”，于是邀請王時槐選其精要進行刊印，以擴大學術傳播。這種單行本聚焦核心義理，傳學作用顯著，受到士子推重，如道光十五年（1835）泰和周作楫刻《歐陽南野先生文選》時，便認為該書是“問道之津”。
江右王門著述編刊力量呈現多元化特征，后學后裔、友人、地方官員與各派學者等結成廣泛的學術傳播圈，推動了王學發展。其中，任職江右的外省門人、友人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少首刻本都是由他們促成，如嘉靖四十二年（1563），《羅洪先集》十三卷本由撫州知府華州劉玠在撫州首刻。嘉靖三十五年，《歐陽德集》三十卷本由清源學派學者、江西巡撫晉江蔡克廉倡議刊刻，門人江西提學副使臨海王宗沐、臨江知府嘉善沈科、南昌知府東陽陸九成、贛州知府晉江王春復、吉安知府揭陽黃國卿、南安知府六安丘玳等參與編刻。此外，族人、江右后學與友人參與編刊的亦不少，如萬歷時期，雩都李淶從黃弘綱孫宜璞處求得遺稿并刊印，安福王時槐、周寀等共同刊刻了劉陽的《三五劉先生文集》。
江右王門著述傳播時空廣泛
揆諸江右王學發展過程，自王陽明去世至隆慶年間劉文敏等親傳弟子去世的數十年間是其發展興盛的重要時期。其中，嘉靖朝是江右王門著述刊刻高峰期，王陽明親傳或重要弟子的著述多在其辭世前后于江西刻成。如嘉靖三十五年《歐陽德集》三十卷本刻成、四十二年《羅洪先集》十三卷本問世、四十三年《聶豹集》十四卷刊行?？讨龌顒优c組織講會等相輔相成，共同推動江右王學的傳播，使其日臻興盛。
江右王學在本土發展的基礎上，積極向外傳播，拓展了王學的影響力。嘉靖以降至明末，江右王門后學借仕宦等契機，在省外刊刻陽明及本門著述，成為其向外傳學的重要途徑。如嘉靖三年至六年，鄒守益任廣德州判時，《鄒東廓先生初稿》由門人陳辰在當地刊刻，這是王門后學中最早刊刻的著述之一。在任期間，鄒守益建書院、興講學，刊刻《陽明先生文錄》等著述，推動了王學的向外傳播。再如嘉靖七年，聶豹到任福建巡按御史，刊刻了《傳習錄》《大學古本》等王陽明著作；嘉靖三十七年，建寧知府安福劉佃與鄒守益門人同知樂安董燧等人在福建首刻《東廓鄒先生文集》十二卷；隆慶年間，福建提學副使宋儀望囑咐鄒守益門人建寧知府豐城邵廉在福建重刻《東廓鄒先生文集》；崇禎時期，峽江曾櫻分守興化、泉州，閑暇時間，他遴選其師鄒元標論學要語進行刊刻。這些刊刻活動，不僅將王學傳播到閩、陜等地，更提升了其學術地位。王陽明去世后，刊刻王學著述成為江右王門自身發展、傳承王學的重要手段，尤其是王陽明生前少有講學活動之地，這類刊刻傳播學術的作用更為突出。
王學著述的編刊群體、刊刻時間、流傳情況存在明顯差異。如《傳習錄》正德十三年（1518）在贛州首刻，數年之后才傳入濟南府海豐縣。王陽明親傳弟子、浙中王門代表徐愛與錢德洪的著述傳播亦有不同。徐愛著作保存不善，嘉靖十三年才刻成《橫山集》二卷，晚于《鄒東廓先生初稿》且傳世甚少；錢德洪著作乾隆時尚存，今已散佚。因此，圍繞著述流轉探討王學傳播，需要兼顧總體審視和個案研究。
總體來看，明清時期江右王門著述刊刻歷經嘉靖至清末近四百年，早期有《鄒東廓先生初稿》，晚期有光緒三十年（1904）刊刻的《東廓遺稿》，僅泰昌、天啟、嘉慶、宣統四朝未見明確的刻書記載。刻書地域以江西為核心，輻射范圍廣泛，南北直隸、山西、河南、陜西、四川、湖廣、浙江、福建、廣東、云南、貴州等省亦有傳刻。無論朝廷禁學與否，各地江右王門著述的刊刻未有中斷，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著述的傳世與思想的傳播。這些著述的流傳路徑多元，既被趙琦美、黃虞稷、丁丙等藏書家收藏，也流向市場、書院官學及普通士子。如萬歷三十八年，常熟知縣楊漣為縣學購入《羅念庵集》；順治康熙年間，國子監司業張貞山以鄒元標《宗儒語略》教導學生；咸豐時期，鄒守益后人在山東書肆購得《東廓遺稿》。江右王門著述通過多渠道傳播，既擔起了傳承王學的重任，更擴大了明清時期江右王門乃至整個王學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
（作者系贛南師范大學王陽明研究中心副教授）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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